【新唐人2016年06月23日訊】由加拿大外交部前亞太國務卿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和資深調查記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聯合發布了中共強摘人體器官的最新調查報告。作者們懷疑，2000年以來，每年器官移植手術的實際數字在6萬至10萬例之間，過去16年來完成的移植手術總數在150至250萬例之間。
報告中以令人驚訝的細節記錄了自2000年前後以來中國各地數百家醫院和移植機構的運作生態。
報告的主要作者之一，著名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表示：「本份新報告的最終結論——其實是我們先前工作的總結——就是中共涉嫌大規模屠殺無辜。」
主要為中共高層和軍隊官員提供醫療服務的解放軍總醫院，是中國最先進、設施最齊全的醫院之一。到2000年代之初為止，其大部分收入都來自器官移植。
作為其臨床醫院的解放軍309醫院網站如是介紹：「近年來，中心作為醫院的重點效益科室醫療毛收入由2006年0.3億元增漲至2010年2.3億元，5年增長近8倍。」
解放軍總醫院並不是抓住這一暴利商機的唯一醫療機構。重慶第三軍醫大學附屬大坪醫院的利潤，也從該院剛踏足器官移植產業的1990年代末期的3600萬元，增長到2009年的近10億，漲幅達25倍。
即便是中共器官移植發言人、前衛生部長黃潔夫在2005年年末在接受大陸《財經》雜誌專訪時也曾表示：「器官移植有成為醫院掙錢工具的趨勢。」
在缺乏自願器官捐獻系統、死刑犯人數逐年減少的情況下，病人的等待時間卻可以週、天、甚至小時計，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中國的器官移植產業如何能獲得如此卓著的成績？這正是這份新報告所回答的問題。
醫生反強摘器官組織（DAFOH）顧問委員會成員、德國美因茨約翰內斯‧古騰堡大學醫療中心李揮戈教授在閱讀報告後表示，「這項研究的難度真是太高了。」
該報告涵蓋了所有已知的700多家中國器官移植中心，逐一分析了其床位數、使用率、外科醫生編制、培訓計劃、新設施、移植病人的等待時間、官方宣傳的移植數字，以及免疫抑制劑的使用情況等。在這些數據的基礎上，幾位作者估計，移植總數超過100萬例。
而報告並未止步於這一結論。正如李揮戈教授在電話採訪中所說：「這是個龐大的系統。每個醫院都有那麼多醫護人員，那麼多外科醫生。這本身並不是問題，中國是個大國，只是，所有這些器官從何而來？」
圈養的供體
從屍體上摘取器官儲藏備用，並不能滿足器官移植所需；器官供體需要在人死前或剛死去時新鮮摘取，然後迅速移植到受體上去。對時間和運輸的嚴苛要求，使得找到匹配的器官在多數國家都是個複雜領域，面對長長的排隊名單，敬業的醫療團隊會鼓勵事故罹難者的親屬同意捐出遺體器官。但在中國，「捐助者們」則處於被拘禁狀態，等待著「受助者」的出現。
中共解放軍下屬的一家主要醫療中心——上海長征醫院稱，該院在2006年4月進行了120例「緊急肝移植手術」（又稱急診肝移植手術）。這一術語是指，有生命危險的病患住院之後，在72小時之內即為之找到匹配的器官，這種情形在其它國家非常罕見。
而長征醫院卻在《臨床外科》雜誌（Journal of Clinical Surgery）上發表專文，分享緊急移植手術的成功經驗。文中寫道：「最短時間為病人入院後4h（小時）即進行肝移植。」據悉，2005年4月22日至4月30日的一週內，該院進行了16例肝移植和15例腎移植。
浙江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也發表了類似的研究，稱該院在2000年年初至2004年底之間為46位病患施行了「緊急肝移植手術」。
官方的「中國肝移植註冊」也在2006年年度報告中用一組幻燈片比較了擇期手術（即常規移植）與急診手術的數量。報告中稱當年有3,181例常規移植，急診移植有1,150例，占總數的四分之一強。
這些現象，實在難於解釋官方的口徑，卻成為中共「圈養」犯人以待取用供體的初步證據。
「我對此有切身感受，」澳洲麥考瑞大學的生物倫理學家溫迪‧羅傑斯（Wendy Rogers）說，她的一位密友因肝衰竭需要在三天內緊急換肝才能活下來。「她非常幸運地在有限時間內找到了供體。但排隊做46例？除了按需殺人外，很難有其它合理的解釋。」
報告中來自舉報者證詞和中國醫學論文的部分內容表明，一些器官來源人被摘器官時，可能根本沒有死。證詞中包括一位武警持槍警衛敘述自己目擊不打麻藥的移植手術，以及一位濟南前醫護人員的證詞。
以滅絕為目標
依據早先的證據和最新的發現，這份報告的作者們提出，在中國被活摘器官的目標主要是良心犯，多數是法輪功學員。
法輪功作為傳統的佛家功法，於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洪傳開來。法輪功包括五套功法動作，也要求在生活中遵循真、善、忍的原則。按中共官方的統計數據，到1999年，修煉者人數至少有7,000萬，比中共黨員的人數還多。
1999年7月，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發動了全國性的鎮壓，目標是徹底消滅法輪功。起初，中共高層均表反對，但很快江就將打壓法輪功運動變成了鞏固其黨內權力、排斥異己的政治手段。而滅絕性的強摘器官似乎在次年就開始了。
1999年，中共便衣警察在天安門廣場拘捕打橫幅的法輪功學員。(Compassion Magazine)
距離中共強摘器官的證據最初被曝光已過去了十年，但將死亡人數估計得如此多，證據的絕對數量如此巨大，如此明確地顯示出中共政權扮演核心推動者的角色，這都還是第一次。
這也是報告的三位作者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大衛‧麥塔斯和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第一次聯手發布調查結果。連他們自己也為最終的結論感到驚訝。
「在孩提時代，你有沒有拿起過一塊大石頭，發現下面藏著那麼多的生命——螞蟻和蟲子？這就是進行這項調查的感覺。」獨立調查記者，美國前智囊研究員葛特曼說，他撰著的《大屠殺》（The Slaughter）在2014年出版。
大衛‧喬高是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七届前國會議員、皇家檢察官。大衛‧麥塔斯則是著名的國際人權律師，兩位大衛繼2006年7月率先發表題為「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的獨立調查報告後，於2009年合作出版了同名著作。
中共濫用器官移植的研究者們大多覺得，強摘器官在過去幾年中已有所收斂，至少是法輪功學員和其他良心犯已不再是目標群體。幾位作者卻發現，情況並非如此。
「他們造了一個『劍聖』（註：juggernaut，漫畫角色），」葛特曼說，「我們審視的是一隻停不下來的巨大飛輪。我不相信這背後僅僅只是利潤，我相信它和意識形態有關，是大規模屠殺，而掩蓋這一可怕罪行的唯一途徑就是繼續殺戮知道真相的人。」
該報告的核心部分是對已確認的中國全部712家器官移植醫院的完整盤點，包括對其中164家的逐一深入分析。引據的材料全部來自中共官方出版物，包括講話、內部通訊、醫院網站、醫學期刊、媒體報導等等。
──轉自《大紀元》 有刪節
責任編輯：張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