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锣湾书店这件事情被分成了几个层面。中共体制抓人的过程，对待铜锣湾五子的手法，是绝对邪恶的共产党的手法。而书局在出书的过程中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现实的环境中这是生意人的做法。同时，过境抓人就是共产党破坏一国两制。而在书局所有出版的书中，有些写书的人和背后势力参与到了中共上层内部打杀，触及到的都是反腐过程中的各家势力。”
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站出来指控中共的折磨这件事情，成为了世界各大媒体中国问题的头版头条，我的脸书上也跟大家分享了有关林荣基的很多内容。林荣基是61岁香港人，他返回香港两天内知道香港有几千人曾为他们被失踪的事情站出来游行，为了香港不要沉沦，他深受感动，觉得自己不站出来就对不起自己的良知。
这是人性觉醒，林荣基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也是创办人。这个事件中每一个人的表现，你就能看出当一个人置生死为度外，坚守人性的时候，就会成为共产党的敌人。反过来说，当一个人坚守人性的时候，一定会遭到共产党的虐待。谁是共产党？凡是站在共产党的角度为它呐喊，就像被附体了一样，做着邪恶的事情，这个人就是共产党。
事件内容的本身，我就不加评述了，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这件事的评论和事件的发展。
纽约时报的报导《被捕香港书商林荣基发声：我若沉默香港没得救》中说：“这名书商叫林荣基，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于去年10月在香港与内地的边境遭到绑架，然后被单独关押了几个月，最终被迫招供。”
林荣基星期四的晚上回到香港消掉他失踪案的报案，然后找到何俊仁大律师在香港召开新闻发布会，描述自己去年10月份入境深圳之后所遭遇的被抓捕、被失踪的折磨。
“我只能日日看着天，孤立无援。不可以请律师，不可以打电话给家人，”林荣基说。”
一个人被禁锢，完全失去自由和外界联系的情况下，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包括让他上电视认罪，他在电视上认罪说的话都是被人预先写好了台词，而中共的媒体会说这是他自愿说的。
中共发言人做出回应，大意是，林荣基是中国公民，自然会遭到宪法的管制。这话一听挺在理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流氓就是流氓，这句话就意味着今天几百万的香港人随时都可以被抓，一国两制就是扯淡。
中共的邪恶就是以法律的名义强奸法律与诚信的本身，而说出这话的人还觉得合情合理。中共的发言人站在那里振振有词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傀儡，对于人性的觉醒，一定是凶相毕露的。这位中共的发言人有一天会说，当时我描述林荣基事件的时候也是迫不得已的。一个被强奸者没有任何选择。
整个过程让我们想到了高智晟律师曾经写过的《黑夜、黑头套、黑绑架》里面描述的遭遇，虽然林荣基遭到的折磨没有像高律师那么的残酷，但整个一套的处理框架是一样的，就是侮辱人和虐杀人的精神。
都是一个书局的人，让朋友出卖朋友，是中共的一贯做法。在与之隔绝，好像自己随时会死亡的情况下，有人告诉你“出卖了你的朋友，你就自由了。”我说共产党是魔鬼，在它对待一个具体人和生命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表现。它让每一个人在面对自己的利益和真相的时候宁可选择自己的利益，而扼杀自己的人性。
“林荣基说：“房间内全部垫了软胶，” “所有书桌、椅子都包了软布，那个水龙头用胶纸包了。怕什么呢？怕把人困疯了然后自杀，很明显的。会把人困疯的。”
他还说：“比如给你的牙刷，是很小的牙刷。但是呢，有一条尼龙绳，每次刷牙，有一个看守的人拿着另一边，你拿着牙刷刷完牙就要给回他，因为他怕你吞了牙刷自杀……他这是精神上的折磨。””
不让你死，就是让你活受罪，魔鬼整人绝对到位。这让我想到很多司法体系的贪官自杀，他们为什么自杀？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党会如何对待他们，他们想想就会毛骨悚然，这种毛骨悚然给予他们了断自己的“勇气”，为了免除那样的磨难。不就凸显出共产党的邪恶吗？
林荣基本周获释的地点，是广东省内一个条件更加舒适的地方。他说自己从宁波被转移到了那里，释放他的条件是他回香港取一个计算机硬碟，里面有书店客户的名录。林荣基表示，既然他现在摆脱了中国警方，就不会再予以配合。“我不打算将来踏足中国大陆，”林荣基说。“如果我作为五个人里面，负担最少的都不出声，香港就没得救。””
林荣基的描述清楚的表明，即使周永康遭到满门抄斩，只要共产党还存在，周永康式的整个司法体系依然在运作着。所以在共产党的框架下，任何寻求“八九·六四”的平反、寻求司法的公正都是妄想。一个人和魔鬼讲条件无外乎就是希望它下一个别吃自己。这是生命的认知，不光是政治上的搏杀。大家要明白周永康的消失只是一个启示，真正的邪恶只有等共产党崩溃之后才能展现给每一个人。
林荣基本身站出来的这个行动和说法，展现出来的就是中共2016年正在崩溃。无论共产党认为把邪恶封锁的多严密，人性的觉醒来自于每一个人的内在的灵魂。
苹果日报的头条《林荣基：中共逼港人无路可退我们要向强权说不》，这个文章今天登出来在脸书上已经有6万多人称赞，苹果日报录下了林荣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完整表述，
李波对此已经予以否认，那么他怎么说是他个人的事。我认为铜锣湾五子在面临同样的遭遇时，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就像遇到强盗，有人无可奈何下交出财物，但他愿意站出来指证，而有人选择忍气吞声，然而有人不光交出财物，还愿意迎合强盗，为强盗说话，盼望从中得到好处。这就是生命在魔鬼面前的真实表现。
香港是中共内斗拼杀之地
从另一方面说，铜锣湾书店本身所卖的书，很可能参与到了中共内部的争端当中。香港享有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这些书都可以出版，也正是如此，香港也成为了中共上层的拼杀之地。江泽民和曾庆红体系本身利用香港这块地方反击对他们进行的反腐的做法。
香港825网站登载了书店涉及到的书籍，《习近平与他的情人们》这本书我们评价过，我认为这本书写的很没有价值，如果把习近平的初恋情人都算作他的女人的话，那么一个男人交往过多少女人？我认为写书的人带有个人的目的，特别是在这种反腐的大的背景之下。比如说，周永康查出来有染的有400个女人，凡是查出来的官员都有女人伴其左右。今天主政的人被人写出他的故事，而第一个女人又是他的初恋情人，那么写书的人就有着卑鄙的动机。
香港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正常的权利，那每一个人写书的时候带有什么动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两者不能混淆在一起。
所以铜锣湾书店这件事情被分成了几个层面。中共体制抓人的过程，对待铜锣湾五子的手法，是绝对邪恶的共产党的手法。而书局在出书的过程中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现实的环境中这是生意人的做法。同时，过境抓人就是共产党破坏一国两制。而在书局所有出版的书中，有些写书的人和背后势力参与到了中共上层内部打杀，触及到的都是反腐过程中的各家势力。
他说他没有向官方人员透露铜锣湾书店客人的资料。“我怕我的读者受到影响，他们会以为香港或者我出卖他们。”林荣基指，硬碟上约有500至600名读者的资料，大部分都是内地人。不过，林荣基指他没有掌握“禁书”作者的资料，也不太认识他们。”
也就是说抓他们的目的是中共上层在找是谁写的某些书，例如《中央军委大洗牌》和《习近平与他的情人们》，我个人认为有些海外媒体专门出这样的书，他们的方向性很强，找一些笔杆子把大家讨论的东西汇总到了一起，然后起一个非常醒目的书名。就是利用香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达到自己的目的。
有些中文媒体也非常有背景，就是为江泽民和曾庆红说话，到死他们都会这么做。因为他们开始一这么做的时候就成为了今天中国主政者的死对头，中共找这些资料也就是找政治上的敌手，林荣基在记者会上说，有人员向他“漏口风”，指他们是“中央专案组”的人。林荣基说，他说自从文革之后，就从来没有听过“中央专案组”。
程翔说“中央专案组”是由领导人下令成立，他认为是为了借助调查书局客人的名字揪出“反习近平集团”当中的成员。
在寻找“反习近平集团”的时候，用的仍然是共产党的手段。“中央专案组”是中共握有实权的人一句话成立的，可以不受法律和其他机构的管辖，拥有很大的权力，权力有多大取决于谁成立的专案组。
如果习近平和王岐山成立的，那么权力就是只在习近平一人之下。
我反复说，习近平和王岐山反腐用的就是老炮儿的做法，北京人说的老炮儿就是下过大狱，蹲过局子的。你也可以把他们叫做“流氓”，但他们做事也有个规矩，就像冯小刚演的《老炮儿》，借了钱得还，出了事得有人负责。之所以叫“流氓”就是他们用的手段可以用恶的手段，甚至杀虐的手段，但他们活还有一个理字。
对待铜锣湾书店的做法用的是共产党的做法，破坏一国两制，侵害人性，说实话，共产党也不会干别的。目的是揪出主政人的政治敌手。这个“专案组”在调查谁写的有关习近平的书，用来打击政治对立面，打击江泽民和曾庆红。而被打击的人是江派外围势力圈养的东西，梁振英本身就是曾庆红在香港的代言人。
无论习近平反腐的初衷是为了保党，还是不是为了保党，无论那些被反腐的人怎么求得自己的翻身，我认为这个事情就是在一个过程中，就是共产党自然崩溃过程当中的一件事情。
今天每一个活着的人能够看到的就是共产党本身的邪恶，和对人性的扼杀。任何一个势力，无论愿意不愿意都没有能力保住共产党本身，反腐现在已经进入亡党阶段，亡掉党内的山头，党内的势力和党内的集体。共产党已经进入了崩溃中，我认为这也是验证了高智晟律师的说法，如果你今天不向共产党说不，到头来会吃尽苦头，因为共产党亡是神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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