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初中那会，我老家并没有太多时政类的报纸可读，除了在村委办公室或少数几个村干部家能找到市县两级的党报外，再无其它可看。当时，我正处于思想的躁动期，有一种强烈的渴望了解外面信息的欲望，常常四处寻找一切可以读、可以看的东西。
我的邻居是一个退休的老干部，也是村里为数不多能识字的人，他每天花最多时间做的事情就看报纸。所以，他家的报纸种类是全村最多的，除了市县两级的党报外，也会有一些其它的报纸期刊。
他家开了个小店，有一回我去买棒冰，他人不在，但桌子上放着一份打开的报纸，报头写着“参考消息”几个字，大概是他正在看的。我挡不住好奇心，便拿起来看，一下子就被它的信息吸引住了，以至于他在旁边盯了我很久都没察觉。可能是我认真的样子打动了他，我被允许以后跟他一起看这份报纸。
就这样，在那个信息贫瘠的年代，这份报纸便成了我最初接触外面世界的重要通道。记得那时候，我最爱看的就是第二版的“新闻评述”，主要是翻译转载一些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报导或评述。内容绝大多数是正面的，主题是称颂中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日渐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受了这些内容的影响，在我内心里，渐渐形成了一种狭隘的世界观：中国一切都好、美国及盟友都很邪恶。
所以，当听说美国轰炸了我们的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不等老师组织，我便同一位要好的同学跑到城里参加了反美的游行，还烧了组织者给我们的美国国旗。后来，当我在电视里看到美国遭遇恐怖袭击，双子塔被飞机撞毁，死伤无数时，心里不但没有悲愤，反而充满了欣喜，甚至与一群同学下馆子庆祝。
现在回头看，我当初的这些行为是相当愚蠢和冷酷的，它泯灭了我的人性，让我忽略了基本的价值观。但在当时我并不觉得，反倒认为这是一种爱国的表现。之所以会如此，是与我所处的环境和所接触的信息源有莫大的关系，正是因为封闭环境下，单一信息的宣传才导致我的这种认知偏执。
后来，经过很长的时间，通过阅读大量的有关宪政民主及公民教育的书籍，我才将这种有毒的思想从我的思维中清除出去。虽然我有幸摆脱了这种思维模式，但许多与我有着类似经历的人，或许并非都有这样的际遇或自我的认知能力，让自己的这种狭隘的世界观得到改变。
我有一个同学就是如此，当初我们无话不谈，兄弟相称。高中毕业后，各自上了大学后，便渐渐失去了联络，后来同学聚会时碰上了，但发现已经无话可说，因为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已经截然不同。
席间，我们聊到了台湾问题，他极力主张动武，理由是国家利益大于一切。我试图跟他解释，人权大于主权，人类社会首先应该保障的是个体的自由和幸福。何况台湾问题并非武力讨伐就能解决，而需要我们改进自身的政治制度，才有可能让台湾人民接受。但没想到，他听完后竟然借着酒劲骂我是汉奸，嚷着要与我绝交。为了不扫了聚会的兴，我只好道歉。
说实话，类似我同学这样的“爱国者”，在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群体，比如每当国外的媒体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又或者披露了某些当权者的腐败时，便有“爱国者”出来洗地，指责这是敌对势力的“亡我中华”的阴谋，号召大家爱国，不要上当受骗。可悲的是，就真有很多人相信了。于是，这许多的问题，便在“爱国”的帷幕的遮掩下，万古长青。
如今，由于网路的发达，类似这样的愚蠢的“爱国”行为便被无限可能地放大，有时候甚至因为这样的愚蠢，造成了中国外交上的困境。
比如，2010年5月30日，在上海世博会韩国馆门前发生踩踏事件后，中国的网路上掀起了“反韩”热潮。一些人在网路上发起了“6·9圣战”，对那些韩国歌迷进行了声讨，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中国的韩国歌迷们，那天在世博会上的表现，丢了中国人的脸。
在这种爱国的情绪作祟下，韩国和韩国人很快成为国人辱骂和攻击的对象，在网路上到处充斥着诸如“韩国棒子”这样的带有歧视性的词语。而之前只在网路上被提及的“书艺申遗”“中国神话源自韩国”以及“端午节申遗”等等有辱中国国体的事情，再次被大肆渲染，甚至一些媒体也跟风炒作，而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政客更是加入其中，借机煽动民众的反韩情绪，不仅在两国民众之间埋下“仇怨”的种子，甚至使两国的正常外交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事实上，韩国政府一再强调，这些事件都是子虚乌有，韩国政府从未有过这样的计划。可是，又有谁能听得进去呢？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隔几年就会发生的“抗日”运动，造成了中日两国许多的正常贸易受损。又比如2008年发生的“抵制家乐福”运动以及“星巴克入驻故宫”的风波，等等。这些事件无不造成中国与这些当事国之间的摩擦，加深了两国民众之间的误解。
倘若是这“爱国”的行为针对的是别的国家，倒也是可以理解。可是，在面对我们口口声声称之为“家人”的“台湾同胞”时，这“爱国”的情绪同样也是高涨得不行。由于对两岸领导人会晤发表了不同意见，台湾的蔡英文女士(当时还未当选)的脸书就遭到了大陆“爱国者”的“灌水”。据东森新闻网报道，这些“爱国者”在蔡英文的脸书上大呛“台湾是中国的”“民进党不倒台湾不会好”等极端性的言论，并以极具侮辱性的图文，对蔡女士个人进行了人身攻击。
对此，蔡英文女士倒表现出了足够的包容和风度，她对这些“爱国者”表示“欢迎光临”，并称希望让“新朋友”更完整地看见“民主、自由、多元的台湾”。她的回应，足够表现出了一个杰出政治人物的素养和隐忍。如此，反倒越发这反衬了这些“爱国者”的愚蠢和可笑。
理性发表不同意见，本该是文明社会最正常不过的常识。蔡英文女士作为台湾地区的反对党，表达出自己对此次会晤的不同看法，是政治文明下，一种理性的诉求和表达，完全符合文明社会的运作逻辑。若我们大陆的民众对蔡女士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大可以借此机会理性表达，提出异议，甚至向蔡女士提供更合理、更可行的意见。相信，蔡女士也会给予积极和良性的互动。说不定，还能成就一种美谈。
可是，这些自以为是的“爱国”行为，却引起了台湾网民的极度不满，他们回敬道“你们骂再大声，也不会增加朱立伦票数”。有台湾网民语带讽刺地说：“谢谢大陆来帮忙小英，你们骂得越凶，我们就会更爱她呦！希望你们储备足够力气，一路骂到明年我们的选举！这样你们也算是沾到民主选举的边边。”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爱国作为一种情感，不能没有理性的支撑。否则，它就会变成一种愚蠢的情绪宣泄，就会失去本来应有的正义。“爱”不是盲目被动的，爱需要一定的理由。
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我以为，爱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认同，一个国家之所以值得认同，乃是因为它维护公民社会所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自由、平等），使他们的集体存在有尊严（人权），有道德目的（正义）义)，并符合他们认可的公正程序（法治、公正的政治代表机制）。
假使一个国家罔顾这样的诉求，那么便不再值得去爱。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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