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3月04日讯】（新唐人记者李明报导）3月3日中共两会开幕。有学者发文呼吁废除城乡户籍限制，指这个问题是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重大障碍。彻底废止户籍限制的扭曲，可以带来今后持续发展。但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其潜藏的社会危机将会带来“高昂的维稳成本”。
3月2日经济学家孙涤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评论文章，呼吁北京当局取消中国的户籍限制。
文章指出，户籍限制是中共建政以来才出现的事物，为历朝历代所无。这种造成城乡悬殊差别的户口制度，“像一座高坝，阻断了城乡的交流，造成两边水位的巨大落差”。
文章分析，户籍限制带来的一个迫切的负面作用是：如果“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的话，“在他们父辈加速折旧之后，别说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没有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都会大成问题”。
分析指，户籍限制带来的差别待遇造成的数亿“贫二代”，他们大多“受过教育、掌握信息，由电子网络联接，接地气又有较高的期待”，如果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不能在城市里“安身立命”，将会带来“高昂的维稳成本”。因此，在农民工大规模换代之前，当政者应该着手彻底废止户籍限制。
文章引用陈杰撰写的《农民工市民化，不是恩赐是权利》一文的观点指出，“户籍限制的是国民迁徙、居住和职业选择的基本权益，所造成的歧视远远不止经济利益。”然而，农民的这些基本的“天然权利”却被现行的户籍制度剥夺了。
最后，文章写道：“即便有了明确的顶层设计，确定出任期内废止户籍限制的目标，怎样逐步拆除这座大坝，逐级降低城乡的的落差水位，仍然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否则会酿成洪灾祸害。”
巧合的是，《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孙涤这篇文章的同一天，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对这个问题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胡星斗明确表示，户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隔离制度，这种制度和人民公社、劳教一样都是“恶政”，中国应当也有能力取消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
他说，“像中国这样一种隔离式的户籍制度，完全违背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很有点像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
北京律师陈建刚则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个别地方虽然已经不再实行户籍制度了，但是人们的生活并没有本质的改善，众多农民在养老、医疗这些方面，基本上还是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所依靠的还是所谓“养儿防老”。
责任编辑：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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