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2月15日电】 1958年中国大炼钢铁的时候，正是夏天放暑假。我们里弄的派出所内的董“同志”跑来我家，找我去帮他整理资料。在整理过程中，我看到有一份资料中这样写，“某年某月某日，住在15号的杨某某说：‘把我们家的门窗都拆了，去炼成废铁，还要我们花钱找人来装木门，真是不知所为。’”
我看到了，马上跑回家告诉父亲，“你千万不要乱说话，在派出所都有记录呢。”从此以后，我对人说话一直心存戒备。到了同济大学时，每星期的半天政治学习讨论，每人都要发言，我一直觉得压力大，不说不行，说了又怕说错话。
我中学6年都在上海的一间女子中学上学，这间中学的前身是一个天主教的修道院，院内还有一座“万婴墓”。在女中的学生一般会玩得比男孩还顽皮，我亦算是顽皮的一个。
我们会爬上学校三层楼教室的屋顶，从屋顶的小小天窗爬进去，里面放着好多陈旧的东西，很多是修道院留下的，蒙了厚厚的灰尘，也有的是现在学校用的教具等等。看多了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我们就把自己当成大侦探，看看墙上有没有血手印；香港武侠小说也读了不少，我们又自己尝试着去找师父。
和我们玩在一起的有一个叫大汶的女生，她说家中要她学会“书画琴棋”。八月十五中秋节，家人要她和一些老头一起去杭州，在西子湖的船上看他们饮食喝酒，她就在旁边和家人一起陪着他们。当然我们同学都相信她是不会喝酒，要喝还是汽水好喝，但她的一手字画确实是很到家。
上了高中，虽然仍是那间学校，可是重新编班，我被派到另一个新班。我自己知道，要想进大学须要成绩好，拿高分，但我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在当时的社会，“只专不红”是没有前途的。
在中学毕业时，全市要开一个“应届中学毕业生代表大会”，每班选一个代表去市中心开会，共3天。
我记得当时一个班有64个学生，全校共有好几个毕业班。选代表时，我班的人一致选我，但班主任说不行，要选第二次。但第二次全班还是一致选我，班主任仍说不行，再选一次，结果一样。班主任说，那没办法了，只好让我去了。
我心中生闷气，为什么选了我，却不让我去，后来才明白，因为我不是党团员。其他班选出来的都是党团员。
文/阿蕾
（责编：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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