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2月15日電】 1958年中國大煉鋼鐵的時候，正是夏天放暑假。我們裡弄的派出所內的董「同志」跑來我家，找我去幫他整理資料。在整理過程中，我看到有一份資料中這樣寫，「某年某月某日，住在15號的楊某某說：『把我們家的門窗都拆了，去煉成廢鐵，還要我們花錢找人來裝木門，真是不知所為。』」
我看到了，馬上跑回家告訴父親，「你千萬不要亂說話，在派出所都有記錄呢。」從此以後，我對人說話一直心存戒備。到了同濟大學時，每星期的半天政治學習討論，每人都要發言，我一直覺得壓力大，不說不行，說了又怕說錯話。
我中學6年都在上海的一間女子中學上學，這間中學的前身是一個天主教的修道院，院內還有一座「萬嬰墓」。在女中的學生一般會玩得比男孩還頑皮，我亦算是頑皮的一個。
我們會爬上學校三層樓教室的屋頂，從屋頂的小小天窗爬進去，裡面放著好多陳舊的東西，很多是修道院留下的，蒙了厚厚的灰塵，也有的是現在學校用的教具等等。看多了福爾摩斯偵探小說的我們就把自己當成大偵探，看看牆上有沒有血手印；香港武俠小說也讀了不少，我們又自己嘗試著去找師父。
和我們玩在一起的有一個叫大汶的女生，她說家中要她學會「書畫琴棋」。八月十五中秋節，家人要她和一些老頭一起去杭州，在西子湖的船上看他們飲食喝酒，她就在旁邊和家人一起陪著他們。當然我們同學都相信她是不會喝酒，要喝還是汽水好喝，但她的一手字畫確實是很到家。
上了高中，雖然仍是那間學校，可是重新編班，我被派到另一個新班。我自己知道，要想進大學須要成績好，拿高分，但我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直到後來我才明白，在當時的社會，「只專不紅」是沒有前途的。
在中學畢業時，全市要開一個「應屆中學畢業生代表大會」，每班選一個代表去市中心開會，共3天。
我記得當時一個班有64個學生，全校共有好幾個畢業班。選代表時，我班的人一致選我，但班主任說不行，要選第二次。但第二次全班還是一致選我，班主任仍說不行，再選一次，結果一樣。班主任說，那沒辦法了，只好讓我去了。
我心中生悶氣，為什麼選了我，卻不讓我去，後來才明白，因為我不是黨團員。其他班選出來的都是黨團員。
文/阿蕾
（責編：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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