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11月28日讯】11月22日，一篇名为《南航CZ6101生死间，一个记者有话想对你们说》的长微博发布后，引起网民的关注。该记者飞机上突发急症，先是飞机降落近50分钟才打开舱门，随后机组人员和地面救护人员推诿无人抬他下飞机，这起事件迅速成为了各大媒体的头条。15个小时后他才被送到手术室，这生死之间他都经历了什么？
据陆媒报导，这名记者张先生讲述了他在11月9日乘飞机突发疾病的经历：他在被送往首都机场医院后，中间还经历了两次转院，最终是通过自救的方式才能顺利脱险。而在飞机停下到舱门打开的那50分钟里，他经历了从未感受过的痛苦，“犹如怀抱一颗随时可能会爆炸的炸弹”。
他之所以会写这篇文章，念头起始于11月22号手术后完全拆线的那一刻，“我肚子上长长的刀口上拔掉了最后几个订书钉，这意味着我又回归到一个完整的躯壳。”
张先生讲述道，这起事件发生于11月9日，就职于辽宁电视台记者张先生乘坐中国南方航空CZ6101次航班从沈阳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此行的目的是采访阿里巴巴有关双11的新闻。
飞机8点起飞，起飞后大约5分钟，他感觉到肛门部位抽搐疼，并尝试去厕所排便，但未能减轻痛楚。此前他吃了一小桶碗面，一块小蛋糕，几小袋一只装的杏肉，也并没有感觉不适。
9点钟时，他第一次向空姐求助，口述自己起飞后肚疼不止，无排便感，空姐表示这很正常，是气压问题，他们也常遇到。
9点20分，他疼痛加剧，已疼得“坐立不安，浑身虚汗”，便第二次向空姐求救，并要求叫一台救护车。但遗憾的是飞机上并没有医生。
飞机于9点40分落地，但是滑行后迟迟不开舱门，而救护车此时就在十米开外。直到飞机落地50分钟后，机舱门才打开。
张先生说，在这50分钟里，经历了让他这辈子都难以忘记的回忆。他一直在考虑怎么能挺过去。还没等他想明白，自己的意识已经渐渐模糊，处于半昏迷的状态。手机里来接机的电话不断在响，但他却无法接起。
他说那是自己从来没感受过的一种疼痛，好像肚子里有一个东西，即将要爆炸。肚子胀气地越来越厉害，肚皮已经鼓了起来。
张先生说，如果没有那50分钟的等待，飞机上刚停下的时候如果可以下去，他是完全可以在别人的搀扶下走下飞机的。而当舱门打开后，所有乘客下了飞机，张先生则面临下不去飞机的问题。而此时，急救车医生和乘务人员则针对“谁该把他送下飞机，谁该负责”这一问题争执了起来。
张先生说，那一刻他的心情几乎陷入了崩溃。“我觉得这件事情简直是不可思议，我坐的这趟航班是从沈阳飞往北京最短的航线，出现这样的事我觉得非常罕见。”
无奈之下，他只好大喊一声，“我自己下去！”整个过程中，他在意识不完全清醒地情况下，半蹲半爬下了旋梯，还自己爬到了救护车的担架上。当时周围有空姐、急救车人员和清洁人员，却“没有人扶我一把！”随后，张先生被送到了首都机场医院。
到达首都机场医院后，他们进行了各项检查，但始终无法确诊病情。医生明确说只得转院，给他联系了就近的朝阳或协和。
然而，等他上了999的救护车，救护人员说那两家医院不能挂上号，只能去999急救中心。
张先生事后才得知“他们骗了我”，像他这种急症不存在挂不上号的问题。
他在999急救中心又耽误了3、4个小时，这段时间医院不断对他做着各种检查，但仍然无法确诊病因。“后来他们给我上了开塞露，但是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加剧了病情。”他在微博中甚至表示，他们反复问我是不是吸毒，更让他绝望得泪流满面。
张先生说，他当时已经觉得自己快要不行了，眼前开始出现了黑色，但求生的意志让他用尽身上最后的一点力气，请同事帮忙联系他医疗大V的朋友——“烧伤超人阿宝”和“白衣山猫”，他们立刻跟999急救中心，了解了他的病情后，果断地帮他转院，“他们的意思是我必须马上开刀。”
在经历了两次转院后，张先生终于被推进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手术室。经手术，切除了一段坏死的小肠，最终脱离危险。“我几乎是在最危险的时刻之前，把肚子上的‘炸弹’拆了才保住了命。”
在医院度过了整整11天，张先生才顺利出院回到了家。23上午，机场方面官员来到了张先生的家中进行慰问，并向他鞠躬致歉。
对此，张先生表示自己确实有话要对南航说，因为作为一名乘客，在飞机上是属于信息关闭状态，他的一切需求都必须通过机组人员传达给相关方，无论是塔台还是急救。
他说，一个合理的社会规则应该是easy模式，当求助空乘的时候，每名乘客只需要说出自己的合理诉求，一套完善的体系会自动给他提供最佳的选择和服务，这不仅是乘客要求南航，这是包括南航人在内每个人在社会体系中的长期诉求。
南航通过其官方微博发表了声明表示，“经初步了解，CZ6101航班当天落地滑行至滑行道时，飞机刹车系统出现故障不能继续滑行，等待拖车拖行至停机位之后开启舱门，对此我们将进一步查明原因。”
同时，这件事情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张先生说，如果他接受了赔偿，就会被认为自己似乎就放弃了对这件事情的追诉——要求有关方面尽快处理完善相关的问题。“我出于对公众负责，更多的是希望不要有下一个人再遇到这样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