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澳大利亚中国和世界研究中心的主任白杰明（Geremie R. Barme）博士，最近发表了一份关于中国2014年的年鉴。白杰明研究中国问题的职业生涯，从1972年就开始了，那时，他还在大学里学中文。1974年他20岁的时候，去了中国的北京、沈阳和上海继续学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几乎结束时，他居然在中国的东北以摘苹果为生，当然，也目睹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式微。八十年代，他移居香港，给香港的中文报纸撰文。再后来，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写书、拍电影、甚至帮澳洲总理写关于中国的演讲稿。
白杰明教授最近谈到他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观察和研究，白杰明认为，习近平时代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天赐的良机（something of a gift）”。在这个历史时刻，中国传统式统治的黑厚学、朝代式的管理方式、儒家的传统、马恩列斯毛的残余，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自由派的改革开放等等，都在这里混杂、汇聚、结合起来了。
全抓全管的的COE
有趣的是，白杰明把习近平称为中国的“COE”，“Chairman of Everything（全抓全管的老总）”。这当然和习近平的诸多“领导小组”的组长的头衔有关，也体现了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习试图掌控全局的诸多努力。白杰明也暗示，中国和习政权目前面临的挑战，还包括如何利用手中掌控的权力，以开创性的、或独辟奇径的把中国社会从目前危机四伏的十字路口，向正确的方向推进。
中国的COE的称呼，当然是从企业界更常见的CEO变化来的。实际上，中共过去30多年来，一直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通过对国企和整体经济的控制，把全中国当作一个企业一样，打造成了如今人们所熟知的“世界工厂”。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领导人被称为CEO，具有独大的经济决策权力，也是对中国政治格局的一个贴切的描述。
但是，习近平作为“全抓全管的老总”，怎么样才能当个中国称职的CEO呢？当好中国的COE或CEO的困难和困难的程度，究竟在哪里并且难度有多大呢？
首先，作为一个必须“全抓全管”的老总，就意味深长。坐在高位上的人，谁愿意什么都去管呢？谁不愿意让手下的人去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呢？但习近平不但不能那样做，反而得什么都管、什么都抓，看来有其不为外人所知的、深深的苦衷。也就是说，CEO习不管不行、没有办法放权，应该是没有得力的人手，颇有“朝中无人”之虞。一句话，没有体制的保障，人才难觅，好人不多，总执行长的工作一定困难重重。
现代企业的CEO，是“Chief Executive Officer”的简称，一般译为“首席执行长”或“首席执行官”。CEO在香港，常称为行政总裁；在台湾，多称为执行长，在中国大陆，称首席执行官。CEO是企业集团、公司、或行政部门中最高的行政负责人。CEO的称谓据最早起源于美国，美国宪法就称总统为Chief Executive（政府最高首长）。后来，美国企业的最高首长，就被称为Chief Executive Officer（CEO），与总统的称呼有所区分。
企业的拥有者是股东，股东选出董事组成董事会，而董事会在不举行股东会议时，有企业的最高决策权。但董事会并不参与企业的日常、具体的运作，只任命参与具体运作的主要主管——总裁（President）或首席执行长（CEO）。总裁或首席执行长之下，是企业的各级主管和员工。通常企业的董事长（Chairman）可能兼任CEO，而总裁则兼任总营运长（COO）。
CEO作为最高执行官员，必须直接向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代表）负责，CEO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公司的主要运作，管理日常经营，包括对财务、经营方向和业务范围的确定。CEO需要参与董事会的决策，执行董事会的决议，并定期向董事会汇报业务，提交年度报告。CEO需要任免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还负责树立、维护公司的品牌，树立、巩固或变更企业的文化，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制定工作流程和制度等等。CEO手下，往往有COO（总营运长）、CFO（总财务长）、CMO（总营销长）、CTO（总技术长）、和CIO（总信息长）等，各自负责一个领域，各司其职，辅助CEO。
缺乏合法授权的CEO
做中国CEO的难度，是在中共的统治合法性（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缺乏统治合法性）之下，没有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全体中国民众）的授权和支持。因此，觊觎这个CEO位置的人太多，试图用合法和不合法、合理和不合理、可能和不可能的方法去试图夺权者，时时都在挑战CEO位置上的这个人。权力的授予、权力的继承、权力的转让，在西方正常社会，早已用宪法和法律固定了下来，但因为中共的阻碍，中国CEO还不能安稳的坐在这个位置上，而必须时时刻刻艰难维持手中这个脆弱的权力。
从经营和管理角度看，授权问题不解决，权力来源不明确，CEO在中国这个“公司”的日常运作和经营中，在财务（国家财政）、经营方向（中国经济新增长点）、高层管理人员（中国政府机构）的管理等事务中，就会窒碍难行。资源如何分配，经营的红利怎么发放，都无从谈起。至于公司的品牌（中国的国际形像）、企业文化（社会道德、文化和风气）、企业结构调整（调整政府结构）、工作流程和制度制定（健全中国的法律制度）等方面，就更难以实施。
中国社会目前政治上的危局和经济上的停滞，其真正的肇因，都源于中共的体制、中共的暴政，和中共的压制。这种压制除了政治上的，还有经济、文化、信仰和宗教、教育和人文等方方面面。这些中共因素的渗透，使得中国政府这个管理团队，没有股东和董事会——全中国人民的授权，也就没有了持续下去的可能。澳洲中国通白杰明教授的观察，指出习时代的挑战，同时是“天赐良机”。这个历史的机遇，当年是给了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今天也给了中共的现时领导人。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能够被CEO习近平抓住吗？14亿沉默的股东和董事会，在密切的注视……。
文章来源：455期【新纪元周刊】“商管智慧”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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