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中國史教授、澳大利亞中國和世界研究中心的主任白傑明（Geremie R. Barme）博士，最近發表了一份關於中國2014年的年鑒。白傑明研究中國問題的職業生涯，從1972年就開始了，那時，他還在大學裡學中文。1974年他20歲的時候，去了中國的北京、瀋陽和上海繼續學習。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幾乎結束時，他居然在中國的東北以摘蘋果為生，當然，也目睹了中國的共產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式微。八十年代，他移居香港，給香港的中文報紙撰文。再後來，他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寫書、拍電影、甚至幫澳洲總理寫關於中國的演講稿。
白傑明教授最近談到他對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觀察和研究，白傑明認為，習近平時代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天賜的良機（something of a gift）」。在這個歷史時刻，中國傳統式統治的黑厚學、朝代式的管理方式、儒家的傳統、馬恩列斯毛的殘餘，和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自由派的改革開放等等，都在這裡混雜、匯聚、結合起來了。
全抓全管的的COE
有趣的是，白傑明把習近平稱為中國的「COE」，「Chairman of Everything（全抓全管的老總）」。這當然和習近平的諸多「領導小組」的組長的頭銜有關，也體現了在這個中國歷史上的關鍵時期，習試圖掌控全局的諸多努力。白傑明也暗示，中國和習政權目前面臨的挑戰，還包括如何利用手中掌控的權力，以開創性的、或獨闢奇徑的把中國社會從目前危機四伏的十字路口，向正確的方向推進。
中國的COE的稱呼，當然是從企業界更常見的CEO變化來的。實際上，中共過去30多年來，一直強調中國的經濟發展，也通過對國企和整體經濟的控制，把全中國當作一個企業一樣，打造成了如今人們所熟知的「世界工廠」。從這個角度看，中共的領導人被稱為CEO，具有獨大的經濟決策權力，也是對中國政治格局的一個貼切的描述。
但是，習近平作為「全抓全管的老總」，怎麼樣才能當個中國稱職的CEO呢？當好中國的COE或CEO的困難和困難的程度，究竟在哪裡並且難度有多大呢？
首先，作為一個必須「全抓全管」的老總，就意味深長。坐在高位上的人，誰願意什麼都去管呢？誰不願意讓手下的人去分工負責、各司其職呢？但習近平不但不能那樣做，反而得什麼都管、什麼都抓，看來有其不為外人所知的、深深的苦衷。也就是說，CEO習不管不行、沒有辦法放權，應該是沒有得力的人手，頗有「朝中無人」之虞。一句話，沒有體制的保障，人才難覓，好人不多，總執行長的工作一定困難重重。
現代企業的CEO，是「Chief Executive Officer」的簡稱，一般譯為「首席執行長」或「首席執行官」。CEO在香港，常稱為行政總裁；在臺灣，多稱為執行長，在中國大陸，稱首席執行官。CEO是企業集團、公司、或行政部門中最高的行政負責人。CEO的稱謂據最早起源於美國，美國憲法就稱總統為Chief Executive（政府最高首長）。後來，美國企業的最高首長，就被稱為Chief Executive Officer（CEO），與總統的稱呼有所區分。
企業的擁有者是股東，股東選出董事組成董事會，而董事會在不舉行股東會議時，有企業的最高決策權。但董事會並不參與企業的日常、具體的運作，只任命參與具體運作的主要主管——總裁（President）或首席執行長（CEO）。總裁或首席執行長之下，是企業的各級主管和員工。通常企業的董事長（Chairman）可能兼任CEO，而總裁則兼任總營運長（COO）。
CEO作為最高執行官員，必須直接向公司的董事會（股東代表）負責，CEO的主要職責，是負責公司的主要運作，管理日常經營，包括對財務、經營方向和業務範圍的確定。CEO需要參與董事會的決策，執行董事會的決議，並定期向董事會匯報業務，提交年度報告。CEO需要任免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還負責樹立、維護公司的品牌，樹立、鞏固或變更企業的文化，調整企業的組織結構，制定工作流程和制度等等。CEO手下，往往有COO（總營運長）、CFO（總財務長）、CMO（總營銷長）、CTO（總技術長）、和CIO（總信息長）等，各自負責一個領域，各司其職，輔助CEO。
缺乏合法授權的CEO
做中國CEO的難度，是在中共的統治合法性（或者，更準確的說，是缺乏統治合法性）之下，沒有股東大會和董事會（全體中國民眾）的授權和支持。因此，覬覦這個CEO位置的人太多，試圖用合法和不合法、合理和不合理、可能和不可能的方法去試圖奪權者，時時都在挑戰CEO位置上的這個人。權力的授予、權力的繼承、權力的轉讓，在西方正常社會，早已用憲法和法律固定了下來，但因為中共的阻礙，中國CEO還不能安穩的坐在這個位置上，而必須時時刻刻艱難維持手中這個脆弱的權力。
從經營和管理角度看，授權問題不解決，權力來源不明確，CEO在中國這個「公司」的日常運作和經營中，在財務（國家財政）、經營方向（中國經濟新增長點）、高層管理人員（中國政府機構）的管理等事務中，就會窒礙難行。資源如何分配，經營的紅利怎麼發放，都無從談起。至於公司的品牌（中國的國際形像）、企業文化（社會道德、文化和風氣）、企業結構調整（調整政府結構）、工作流程和制度制定（健全中國的法律制度）等方面，就更難以實施。
中國社會目前政治上的危局和經濟上的停滯，其真正的肇因，都源於中共的體制、中共的暴政，和中共的壓制。這種壓制除了政治上的，還有經濟、文化、信仰和宗教、教育和人文等方方面面。這些中共因素的滲透，使得中國政府這個管理團隊，沒有股東和董事會——全中國人民的授權，也就沒有了持續下去的可能。澳洲中國通白傑明教授的觀察，指出習時代的挑戰，同時是「天賜良機」。這個歷史的機遇，當年是給了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的，今天也給了中共的現時領導人。這個稍縱即逝的機會，能夠被CEO習近平抓住嗎？14億沉默的股東和董事會，在密切的注視……。
文章來源：455期【新紀元週刊】「商管智慧」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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