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然而我敢断言，官方发表的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是被篡改过的。
不错，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本来是口头讲话，官方发表的文本应是经过有关人员整理，而且也是得到邓小平本人认可的，因此按理说，就算发表的文字和原来的口头讲话有出入，也应当以发表的文本为准，故而不存在篡改不篡改的问题。但问题是，假如该文本的某些句子存在着明显的不通或自相矛盾，而按照我们对讲话者以及讲话背景的了解，这些不通或自相矛盾之处是不应该出现的，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该文本是被有意篡改过的。
众所周知，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之前，中共内部反改革开放的论调甚嚣尘上。这派人提出，搞改革开放，一定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邓小平南巡讲话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不问姓社姓资。
根据官方发表的文本，邓小平这段话是这样讲的。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这段话明显不通。既然邓小平主张不问姓社姓资，那他怎么又会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呢”？两句话都不嫌重复地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这分明是要问姓社姓资，怎么能说是不问姓社姓资呢？
按照这段话，所谓发展生产力，必须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言下之意自然是不能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所谓增强综合国力，也必须是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言下之意自然是不能增强资本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就是说务必要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务必要问姓社姓资。这岂不是和那些主张要问姓社姓资的人一个调子了吗？
以1991年第16期《求是》上发表的文章《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为例。该文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
人家《求是》文章的意思很清楚：要问姓社姓资，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管这话对不对，但意思是通的，合乎逻辑的。而邓小平讲话则是：不问姓社姓资，就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这明显不通嘛，明显是不合乎逻辑的嘛。既然邓小平不厌其烦地要在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之前加上定语“社会主义”，怎么又说是不问姓社姓资呢？
由此可见，上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官方文本是篡改过的。需要提醒的是，1992年4月号《中国之春》杂志转载了一篇报导“邓小平南巡时的讲话”，其中谈到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的三个“有利”，前两个“有利”也都是加了“社会主义”这一定语的。可见，从一开始，官方透露的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文本就是篡改过的，不是后来才篡改的。
关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坊间也流传过一些非正式的文本，有的看上去要比官方的正式文本更真实。例如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网站上有篇文章，题目是“邓小平原汁原味的南方讲话”，有关段落是这样说的：邓小平说：“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明明说不清楚，偏要去天天争论？我看，发展才是硬道理。真得加上一条，不争论！”“改革开放也不会一帆风顺。现在的改革开放甩不开步子，不敢闯，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是三个有利，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准。”
请注意：在这个非正式文本中，“三个有利”中的两个－－发展生产力和增强综合国力－－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定语。
这就通了。这才通嘛。可见，这个非正式的文本确实比较原汁原味，更真实。那个正式的文本乃是被篡改过的。
不过深究起来可以发现，就连这个自称原汁原味的文本也有可议之处。例如，“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是三个有利……”这句话就有问题。因为前面邓小平刚讲了他自己搞不懂也说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怎么这里又提出判断姓社姓资的三个标准，俨然是判断姓社姓资的权威了呢？
再者，按照这里提出的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哪个国家的经济发达、国力强、生活水准高，哪个国家就是社会主义；而大家又都知道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符合这些标准（尤其是在发表南巡讲话的1992年），那岂不是说资本主义国家才最是社会主义吗？太不通了，太自相矛盾了。我们知道，当年的邓小平是承认美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生活水准高的，但他从来没说过美国是社会主义。
可见，所谓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是“三个有利”这句话也不一定是原汁原味，也可能是后来篡改过的。邓小平的原话也许不是“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是三个有利……”，其真正的原话很可能是“判断我们方针政策的好坏对错的标准应该是三个有利……”之类。
其实，邓小平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说，别管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怎样做有利于经济发展就怎样做。官方发布的正式文本有篡改，把这层意思给冲淡了，显得暧昧不清了。不过我相信在中共内部（尤其是上层）传达的是另一个文本。这个内部文本应该是比较原汁原味的。我们都看到的事实是，在邓南巡讲话后，中国在引进资本主义方面再也没有顾忌。这正是邓南巡讲话的重大意义。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既然邓小平这一段讲话原来并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为什么在正式发表时要画蛇添足地加上“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呢？的确是画蛇添足，给蛇添上脚，蛇就不是蛇了；给那段不问姓社姓资的话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就不是不问姓社姓资了。
原因很简单，如果共产党都公开宣布不问姓社姓资了，公开宣布搞资本主义也可以了，也就是不再坚持社会主义了，那凭什么还要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呢？因为按定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如果资本主义是可以搞的，那无产阶级专政就应该放弃了。还有“六四”，当年镇压的理由就是说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如果资本主义是可以搞的，“六四镇压”就完全错了，连同早先的暴力革命和暴力共产就都是错了，几十年的丰功伟业就都成了滔天罪孽，那么，共产党难道不该鞠躬下台以谢天下，凭什么还高坐台上继续一党专政、不准批评、不准改选呢？等等等等。
这个结果当然是邓小平们决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们不敢把南巡讲话的内容原汁原味地发布出来而不得不对之加以篡改，硬是在本来没有、在逻辑上也不应该有“社会主义”四个字的地方塞进“社会主义”这四个字，以至于搞得整个句子都不通了。
邓南巡讲话要传达的资讯无非是：我们可以在实际中大干资本主义，但我们必须在口头上继续大讲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我们要说一套做一套。这显然违反起码的道德准则。这种话是拿不上台面的，是不能公开宣示的。认真观察可以发现，政治话语总是含有道德的成分，凡是要在大庭广众下公开说出口的，就不能完全置道德于不顾。一个政府可以做出无耻的事，但不能公开说出无耻的话。在公开的政治话语中，谁要是公然否定道德，谁就是把自己置于彻底孤立的地位，无异于政治自杀。这就是为什么在政治上有些事可做不可说；在非说不可的情况下，也不能直白地说而只能扭曲地说，不能明说只能暗示。邓南巡讲话之所以呈现出那么别扭、那么不通的样子，原因就在这里。
当邓南巡讲话被中共当局心领神会，实而行之，那便意味着这个党从本来就很低的道德层次往下狠狠地纵身一跳，触底式堕落——此后的中共，不一定是最残酷的，但无疑是最无耻的。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