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以前写的一篇文章。也是服毒自杀，也是遗书，我也还是像写这篇文章时一样不确定，她是否适合被讲成一个故事，她也还是我没有穿过的那一个人。
那时候我们班不是留守儿童的孩子可以用两只手数过来，当然，那个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留守儿童”这个词语，后来知道了也很难准确评估这个词语的指向和带来的后果，大家身上的确有很多共性，比如匮乏的物质，缺少关爱，一定程度的心灵封闭，这种共性如今被不断放大甚至绝对化，成为标签。
四个幼童的事件后，大制度层面的讨论不断偏离方向，质疑贫穷程度，质疑救助力度，质疑公益，似乎都触到了点上，又很快被部分地推翻，大失方寸，因为大多数的讨论都只是从固有的预设和想像出发，又缺少耐心。
而回到几个孩子本身，呓语般的几行遗言，没有祈求和控诉，以往的注视框架和焦点都显得无效和苍白，至少对有着相似生活经历的我来说，我是心虚的。
即使是留守儿童，他们也和所有的孩子一样，个体与个体之间决然不同，面对的问题和自己摸索的解决办法也会完全相反，他们身边并没有大人来关照和引导他们的这些不同，而在远方人群的注视和评论里，他们又只是面目模糊而相似的一大群孩子。
正文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邻镇的一个村小学办垮了，班上突然转来一大群孩子，当中有一个很洋气的姑娘叫吴绍英，我们背英文字母表都是“阿波吃的”开头，她读的居然是ABCD。简直惊为天人！
后来才发现，她还有作文书，还会写日记，还会在上课之前预习，上课之后复习，非常让人崇拜。原来她曾经跟着父母出门打工，在湖北某座产砖的小城市呆过。
上课的时候，语文老师说，我抽个人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所有人都把头埋得低低的，听得见邻座跟自己一样心里咚咚跳，突然老师也以一种惊异的口吻说：”那那个新同学来回答一下吧。“全班抬头一看，她竟然举手了。天哪！竟然真的有人会在课堂上举手答问！那以后，我们简直崇拜死了她，觉得她的笑都和我们玩泥巴时傻乎乎的笑不一样，有一种见过世面的爽朗。
我家离学校近，有时会带她到我家里玩。她很羡慕我有一间自己的卧室，我说没什么好的，我的卧室在房子最后面，靠着一个小山包，山包后面就是村里的乱坟岗，晚上老有乌鸦嘎嘎乱叫，吓人得很，开灯都睡不着。她笑着打我说：“你还不知足，有自己的房间了，可以好好看书做作业，也许还能放一个书架呢。”书架？！我想了一下，真是天外之物。
小学毕业的时候，一个同学说吴绍英的妈妈不让她读初中，她很伤心。我很吃惊，虽然她也和我们一样穿着满身起球的尼龙旧衣服，但我还是觉得她家应该是很好的，她成绩挺好，也喜欢读书，没有理由不升学啊。我们那个地方一般人家早过了孩子初中都读不起的阶段。
我问她，她绞着手指嘿嘿笑了一下，说：“可能哦！不过不管了，再说吧。”笑得还挺开心的。
后来，她果然还是跟我们一起去镇上的中心校读了初中，还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分到了实验班。初中班上镇上的孩子多，比她更洋气，她就湮没了下去。
我记不得有什么事儿让她很烦躁，除了初一的时候，她比我们都早来月经，每次都痛得满头是汗，晚上要撑著身子去厕所换几次卫生巾，并且每次都要用两个。我们那时候都不懂这事儿，不知道要怎么帮她，觉得月经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她反过来安慰我们，说没事没事，那几天过了就好了。又低着头说：“就是买完那个，攒了两个星期的钱都花完了。”说完一个人嘿嘿笑。
初二的时候，我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突发奇想，把她的名字去了偏旁，叫“召央”。全班都觉得这个名字好玩，就叫开了。“哎呀，遭殃遭殃，呸，真不吉利。”她扭著身子反抗，又笑得开心，嘻嘻哈哈地答应。
谁也没想到不久就出事了。
之后不久是五一节，我们跟初三的毕业生一样早两天到学校补课。那天晚自习已经快上课了，她还没到，开始大家没觉得什么，她家远，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她平时也常常掐着上课的点才到。以前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冬天经常打火把来上学，惹得近一些的学生很眼馋。但那天一直到三节晚自习上完了，也没她的人影，有人笑着说：“召央这回真的遭殃了，又患迷糊，记错了放假时间吧。”老师没她们家的电话，只能问和她住得近的学生，大家都说不知道。
第二天上课，早上第一节课上了一半，给我们上课的班主任突然被叫出去，然后就没进来，只托了一个初三的老师来跟我们说，下面的几节课自习。那天上午阳光特别好，明晃晃的，大家在教室叽叽喳喳地闹。但是第三节课的时候，突然有同学在初三的学生那里听说，我们这个年级有个女生出事了，好像是自杀。
全班都想到吴绍英，一下子就炸了。
中午的时候大家都惶惶不安去吃午饭，吃完午饭看见班主任骑着摩托车从外面回来，我们几个班干部围过去问。班主任坐在那儿，说：“你们等一下。”然后抽了一支烟，才说：“就是吴绍英出事了，服毒自杀。”我一听，一下子想起我给她取得那个外号，突然特别绝望，觉得这件事和那个外号之间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
下午老师都去处理这件事，没人给我们上课，一种很混乱的气息充塞在教室里。有人去翻吴绍英的课桌，里面果然有一个带锁的笔记本，但是撬开了看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就是记录一下每天的事情。但是已经有人在传，说是因为他们家不让她读书了，所以她才想不开。
我很隐约地想起，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有一次中午休息，我们坐在学校后面的树上翻一本早就翻得稀烂的作文书，她突然说：”不读书的话只能去打工，好早就要结婚的，好恼火哦！“我附和着说是是是，心里其实并不懂。
倒是在她出事时，我们已经初二，很多同学开始巴不得不升学，出去打工挣钱，可以买衣服买耳环，可以化妆从街上飘来飘去跟大人平起平坐，可以去城里学上网，可以想说脏话就说脏话。
如果她不出事，我可能永远不会隐约地想起这件事。
那天上晚自习之前，班主任找了几个班干部，说是代表全班去给她坐夜（s守灵），并以班级的名义买了一个花圈和一床被子。
老师们骑摩托带我们去她家，土路很窄，一边就是悬崖，另一边是崖壁，掉了很多的石子在路上，好几次摩托车打滑，似乎要掉到悬崖下去了。走了有半个小时吧，才到了一处有大田坎的地方，老师停下车，带我们再走了一段路才下到山洼底下她家里。
山洼里只有她们家一户人家，平房，红砖上长满了碧绿的青苔，像是随时要颓倒在苍苍山色里，比我想像的要破败许多。
我们去的时候，正在收拾晚饭的席面，一支锣鼓队在堂屋外敲敲打打，到处都是人群，胡乱而热闹。
她的棺材架在两条长凳上，搁在屋前大坝子不起眼的一角，像是跟这场热闹不相关的家具，被挪在一边腾位置。棺材是新的，非常单薄，没有上漆，是奶黄的原木色彩。盖子还没有合上，露出一个三角形的洞，洞里伸出一条深棕色毛毯的角。她小小的身子应该就裹在里面。
我往前走了几步，看到棺材上的边缘还有未磨光滑的木屑。我很去想过去掀开那条毛毯看一眼，班主任一把拉住我说：“不要看！”
这期间，她爸爸过来招呼了我们一下，红着眼睛搓着手讷讷地接了东西，搬了两把椅子过来请我们坐，然后就走开了。他没有哭，倒是她妈妈，被旁人拉着，一直死命往棺材上扑，边扑边反反复复地哭喊：“我的女啊，我的女啊！”
我们人多，两把椅子根本不够坐，大家就一直站着，站了一会儿，天色快要完全暗下来，老师们就去告辞带我们回学校了，并没有真的坐夜。走的时候从她家屋后的小路到坡上去的那一段路，一直听到她妈妈凄厉的哭号，远远地传荡在无边无际的山里。
回去的路上，班主任告诉我，之所以不让我看，是因为她满脸青一块红一块，又在水里泡涨了，怕我看了做噩梦。
回到学校才知道，吴绍英还写了一封遗信，是给她妈妈的。老师拿来念给了全班同学听，她在信里说，实在很害怕去打工，质问她妈妈为什么不公平，要她去挣钱供哥哥娶媳妇。遗书的最后口气软了一些，嘱咐她妈妈以后不要对她爸爸那么凶。其它的我就不记得了。
后来，在家里时我听人说，那天她吃了中午饭就出门了，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到我们读小学的地方买了老鼠药和一包牛板筋，又回到离她家不远的一个山湾湾里，山湾湾里有一个积水潭，她就在积水潭边喝的药。据说牛板筋只吃了一小半。牛板筋5角钱一包，她平时不舍得买。
积水潭背阴，从路上根本看不到潭边有人，但是她把书包挂在了积水潭边的树枝上。第二天早上，有人路过时看到那个平时人迹罕至的潭边居然有一个鲜艳的书包，高高地伸展着，觉得不对劲，走下去才发现了她，身体早已经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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