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美龄之死引发对抗战史的回忆
最近，高龄一百零六岁的宋美龄的去世引发了大众重温中国现代史、尤其是抗日战争史的回忆。宋美龄的一生跨及三个世纪，然而她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正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不但海外对宋美龄抗日战争时期的独特贡献推崇有加，就连中国大陆的舆论也绝大多数对宋持肯定态度。中共几十年来有关抗日战争的谎言，也因此而再遭尴尬。
香港媒体称宋美龄之死颠覆中共主流论述。新出版的香港中文亚洲周刊称，宋美龄之死意外引发新的历史诠释，颠覆了中共的主流论述。国际铺天盖地的悼念资讯，正引发大陆民间对宋美龄“平反”的论述；民间和网民议论纷纷，涉及对中国近代史的重新评价等话题，正在民间和学术界发展、扩大、甚至发酵。
大陆媒体广泛报道宋美龄的生平，一些学者敏感地发现宋对抗日的贡献，颠覆中共抗日史诠释，北京非常尴尬。原来，中共的教科书上称，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了抗日战争，带领全国人民抵制蒋介石“攘外须先安内”的投降主义，并夺取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而宋美龄之死，却意外地揭开了中共隐瞒了半个世纪的谎言。中共几十年来有关抗日战争的谎言，也因此而再遭尴尬。
二、传奇女杰的抗战贡献，奠定了她的历史声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了当时中国的最高统帅蒋中正（介石）。由于张在此前即与中共暗通款曲，事变发生后，中共和张都有杀蒋而后背靠苏联割据一方之意。然而当时蒋是中国当之无愧的领袖，就连苏联共产党独裁者斯大林都认为，只有靠蒋的声望领导中国进行抗日，才能够对苏联在远东所遭遇的日本威胁起到缓冲作用。斯大林遂对中共施压以促放蒋，这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根本原因。
虽然如此，宋美龄在解决西安事变中所展现的勇气仍然令人肃然起敬。宋在事变之后局面危难时力排众议，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劝说张学良以大局为重而释蒋。西安事变的解决，显露了宋美龄的大智大勇，使她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传奇女杰。
一九四三年二月，宋美龄到美国，不仅获邀在白宫罗斯福总统夫妇家作客，而且于美国国会面对参众两院议员发表演讲。她以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坚定有力的语气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国人民独立抗战五年有余，我们宁愿奋勇牺牲到最后一兵一卒，绝不愿苟延残喘接受失败”。她的讲演获得全体议员们的如雷掌声，并赢得了美国政界、传媒界和民间一面倒的欢迎和支持。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也由此打开了新局面。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宋美龄与蒋介石一起赴埃及，参加了讨论二战结束后世界新局势的美英中三国开罗会议。开罗会议确定了中国将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常任理事国席位，并确认被日本占领的台湾与澎湖列岛将归还中国。
宋美龄曾创记录地十一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其中数次与蒋介石共同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最有名的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蒋宋夫妇双双被评为“时代”年度风云人物。作为现代中国一位杰出女性，宋美龄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是伟大而独特的，她因此而获得的荣誉也是空前的。
宋美龄终其一生，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坚定反对立场从未动摇过。即使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宣称改革开放以来，宋美龄也多次严峻拒绝中共频频送来的统战橄榄枝。一九八一年其姐宋庆龄病死，宋美龄亦未曾同她见上一面，更未参加追悼会，以避免自己被利用来替中共政权涂脂抹粉。
一九八二年七月，中共统战头目廖承志发表了致蒋经国的公开信，表达中共统战往来之意。蒋经国未予答复，由宋美龄发表了一封轰动一时的致廖承志公开信作答。宋以此信兜头浇了廖承志和中共一大盆冰水，信中除指陈中共以平反冤案而自暴的诸多作恶外，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共奉马列为神明之荒谬；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按：马恩列斯）等巨象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在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大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三、历史事实颠覆中共抗日宣传
宋美龄的逝世不仅重新掀开了她对中国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的一页历史，也对中共官方几十年来的抗战史观产生了最新一轮冲击，导致人们进一步质疑中共于抗战时期的种种作为及其官方一贯说法。例如，关于中国抗战的领导力量问题，中共官方历来声称中共是抗战的主导力量，甚至指责蒋介石抗战胜利后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窃取胜利果实，宋美龄在抗战期间的杰出贡献已足以推翻中共的说辞。
历史学家辛灏年十余年来致力研究中国现代史，出版了著作“谁是新中国”。中共在抗战期间的行为是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研究涉及了抗战期间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例如西安事变的发生和解决，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史实，中共抗日不力而极力反蒋之策略，以及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等历史真相。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辛灏年揭示出的真相几乎无一例外地颠覆了中共几十年来的官方结论。不唯如此，除了宋美龄的生平和辛灏年的研究所还原出的真实抗战史之外，中国大陆的民间甚至半官方研究中也逐渐现出与官方不同的声音。例如，一九五五年中共建政后不久爆发的第一起大案高岗、饶漱石案，牵连到当时中共高级情报和公安官员潘汉年和扬帆等。潘和扬为中共秘密情报工作立下汗马功劳，不料遭此大难，吃尽苦头，潘并死于监禁中（按：有说曾于七九年平反出狱而死）。数十年后，潘扬案虽在邓小平时代被平反，但官方对其中缘由始终语焉不详。后来才逐渐爆出：原来，潘和扬受饶漱石领导的中共华东局委托，与汪精卫当局特务机关暗中联络，新四军遂与日汪军和平共处而主要致力反蒋和扩大地盘。潘汉年甚至与汪精卫直接秘密会面一次，奠下日后被当作“替罪羊”的结局。
就连中共一贯津津乐道的三五九旅延安开荒，近年来也被揭露出其种鸦片贩卖敛财的真相。毛泽东老三篇中首篇“为人民服务”里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也被揭出是在烧制鸦片烟土、而不是烧炭的窑洞中被埋；这也顺便解释了许多人对中共为何不惜派最贴身可靠的警卫团战士、而不是一介老农去烧炭的“历史性疑问”。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