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美齡之死引發對抗戰史的回憶
最近，高齡一百零六歲的宋美齡的去世引發了大眾重溫中國現代史、尤其是抗日戰爭史的回憶。宋美齡的一生跨及三個世紀，然而她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正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的抗日戰爭期間。不但海外對宋美齡抗日戰爭時期的獨特貢獻推崇有加，就連中國大陸的輿論也絕大多數對宋持肯定態度。中共幾十年來有關抗日戰爭的謊言，也因此而再遭尷尬。
香港媒體稱宋美齡之死顛覆中共主流論述。新出版的香港中文亞洲周刊稱，宋美齡之死意外引發新的歷史詮釋，顛覆了中共的主流論述。國際鋪天蓋地的悼念資訊，正引發大陸民間對宋美齡「平反」的論述；民間和網民議論紛紛，涉及對中國近代史的重新評價等話題，正在民間和學術界發展、擴大、甚至發酵。
大陸媒體廣泛報道宋美齡的生平，一些學者敏感地發現宋對抗日的貢獻，顛覆中共抗日史詮釋，北京非常尷尬。原來，中共的教科書上稱，中國共產黨全面領導了抗日戰爭，帶領全國人民抵制蔣介石「攘外須先安內」的投降主義，並奪取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而宋美齡之死，卻意外地揭開了中共隱瞞了半個世紀的謊言。中共幾十年來有關抗日戰爭的謊言，也因此而再遭尷尬。
二、傳奇女傑的抗戰貢獻，奠定了她的歷史聲譽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在西安發動兵變，扣押了當時中國的最高統帥蔣中正（介石）。由於張在此前即與中共暗通款曲，事變發生後，中共和張都有殺蔣而後背靠蘇聯割據一方之意。然而當時蔣是中國當之無愧的領袖，就連蘇聯共產黨獨裁者斯大林都認為，只有靠蔣的聲望領導中國進行抗日，才能夠對蘇聯在遠東所遭遇的日本威脅起到緩衝作用。斯大林遂對中共施壓以促放蔣，這是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的根本原因。
雖然如此，宋美齡在解決西安事變中所展現的勇氣仍然令人肅然起敬。宋在事變之後局面危難時力排眾議，不顧個人安危，深入虎穴，勸說張學良以大局為重而釋蔣。西安事變的解決，顯露了宋美齡的大智大勇，使她成為中國現代史上一位傳奇女傑。
一九四三年二月，宋美齡到美國，不僅獲邀在白宮羅斯福總統夫婦家作客，而且於美國國會面對參眾兩院議員發表演講。她以一口流利的英語和堅定有力的語氣表達了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的決心：「中國人民獨立抗戰五年有餘，我們寧願奮勇犧牲到最後一兵一卒，絕不願苟延殘喘接受失敗」。她的講演獲得全體議員們的如雷掌聲，並贏得了美國政界、傳媒界和民間一面倒的歡迎和支持。美國對中國抗戰的援助也由此打開了新局面。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宋美齡與蔣介石一起赴埃及，參加了討論二戰結束後世界新局勢的美英中三國開羅會議。開羅會議確定了中國將在聯合國安理會獲常任理事國席位，並確認被日本佔領的台灣與澎湖列島將歸還中國。
宋美齡曾創記錄地十一次成為美國「時代」周刊封面人物，其中數次與蔣介石共同成為「時代」封面人物，最有名的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蔣宋夫婦雙雙被評為「時代」年度風雲人物。作為現代中國一位傑出女性，宋美齡對中國抗日戰爭的貢獻是偉大而獨特的，她因此而獲得的榮譽也是空前的。
宋美齡終其一生，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堅定反對立場從未動搖過。即使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共宣稱改革開放以來，宋美齡也多次嚴峻拒絕中共頻頻送來的統戰橄欖枝。一九八一年其姐宋慶齡病死，宋美齡亦未曾同她見上一面，更未參加追悼會，以避免自己被利用來替中共政權塗脂抹粉。
一九八二年七月，中共統戰頭目廖承志發表了致蔣經國的公開信，表達中共統戰往來之意。蔣經國未予答覆，由宋美齡發表了一封轟動一時的致廖承志公開信作答。宋以此信兜頭澆了廖承志和中共一大盆冰水，信中除指陳中共以平反冤案而自暴的諸多作惡外，還毫不客氣地指出中共奉馬列為神明之荒謬；相對言之，中華民國開國以來，除袁世凱之卑鄙覬覦野心失敗外，縱軍閥時代，亦莫敢竄改國號；中華民國自國民政府執政以來，始終以國父主義及愛國精神為基據，從未獅褻諛外，如將彼（按：馬恩列斯）等巨象高懸全國，靈爽式憑，捧為所宗者；今天有正義感之猶太人尚唾棄其同宗之馬克斯，在共黨竟奉之為神明，並以馬列主義為我中華民族之訓練，此正如郭沫若宣稱斯大林是我爸爸，實無恥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嘔。
三、歷史事實顛覆中共抗日宣傳
宋美齡的逝世不僅重新掀開了她對中國抗日戰爭做出重大貢獻的一頁歷史，也對中共官方几十年來的抗戰史觀產生了最新一輪衝擊，導致人們進一步質疑中共於抗戰時期的種種作為及其官方一貫說法。例如，關於中國抗戰的領導力量問題，中共官方歷來聲稱中共是抗戰的主導力量，甚至指責蔣介石抗戰勝利後從峨嵋山下來摘桃子、竊取勝利果實，宋美齡在抗戰期間的傑出貢獻已足以推翻中共的說辭。
歷史學家辛灝年十餘年來致力研究中國現代史，出版了著作「誰是新中國」。中共在抗戰期間的行為是他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他的研究涉及了抗戰期間的幾乎所有重大事件，例如西安事變的發生和解決，國民黨軍隊正面抗戰史實，中共抗日不力而極力反蔣之策略，以及黃橋戰役和皖南事變等歷史真相。
在這些研究成果中，辛灝年揭示出的真相幾乎無一例外地顛覆了中共幾十年來的官方結論。不唯如此，除了宋美齡的生平和辛灝年的研究所還原出的真實抗戰史之外，中國大陸的民間甚至半官方研究中也逐漸現出與官方不同的聲音。例如，一九五五年中共建政後不久爆發的第一起大案高崗、饒漱石案，牽連到當時中共高級情報和公安官員潘漢年和揚帆等。潘和揚為中共秘密情報工作立下汗馬功勞，不料遭此大難，吃盡苦頭，潘並死於監禁中（按：有說曾於七九年平反出獄而死）。數十年後，潘揚案雖在鄧小平時代被平反，但官方對其中緣由始終語焉不詳。後來才逐漸爆出：原來，潘和揚受饒漱石領導的中共華東局委託，與汪精衛當局特務機關暗中聯絡，新四軍遂與日汪軍和平共處而主要致力反蔣和擴大地盤。潘漢年甚至與汪精衛直接秘密會面一次，奠下日後被當作「替罪羊」的結局。
就連中共一貫津津樂道的三五九旅延安開荒，近年來也被揭露出其種鴉片販賣斂財的真相。毛澤東老三篇中首篇「為人民服務」里的中央警衛團戰士張思德，也被揭出是在燒制鴉片煙土、而不是燒炭的窯洞中被埋；這也順便解釋了許多人對中共為何不惜派最貼身可靠的警衛團戰士、而不是一介老農去燒炭的「歷史性疑問」。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