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4月27日讯】（新唐人记者公孙觉综合报导）近日，有关中共处长级官员对政令的影响问题，成为舆论界讨论对象。据称，有的小处长比国务院领导权力都大，使得中共两任总理都受不了。中国经济下行性压力越来越突出，李克强政令能否畅通现在受到双重阻碍，中共政局逾趋严峻。
4月25日，海外中文媒体发表署名王雅的评论文章，谈及李克强15日、21日两次中共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怒斥“处长治国”，认为李克强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大的背景下，对于本届政府倡导的“简政放权”遇到“中梗阻”症结，仍然是“政令不出中南海”表现，终于坐不住了。
李克强批评说，很多政策部长会议已经拍板，却在处长那里转圈圈、等签字。作者认为这种“处长掌权”、“处长治国”怪象，其实早在朱镕基时代也曾被抨击。
文章说，朱镕基曾说，“有些部门，处长在那里做主，地方的省长、市长来看他，他对人家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朱镕基举例，中共国家计委就存在这种现象，地方有很强烈的反映。一个小姑娘坐在那里，地方的工作人员跑到她跟前去汇报，不但不让人家坐，而且连眼皮都不抬。朱镕基为此发怒，说“变成‘处长专政’那还得了？”
文章还谈到，在中共发改委某部门某司的一个处长面前，全国各地跑项目的专家甚至是副省长连一句话都不敢辩；有一次开会，一位中共国务院领导开玩笑说，我们这里处长最有权力了。
不过，作者认为中共官场这种“阎王好过，小鬼难缠”的处长治国现象有其深厚的政治现实背景。因为在中共权力金字塔的管理层级上，县处级官员是最基层的政权单位，是中共这个政权管理国家的基础。
在中共干部序列中，他们承上启下，离群众最近，既明白“上头”，又了解“下头”；既要抓大政方针，又要管“芝麻绿豆”；从工作性质上，这是一个置身各种矛盾冲突前沿的群体，是自我描述为整天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群体。
但2013年，四川大学教授罗中枢对“县处级干部”这个课题接受媒体采访，指出大批的中共基层官员在县级的停留时间过长，且不具有稳定性，导致“捞一把就走”、“现在不贪，过期作废”的心态，同样也因为无法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出现了所谓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现象。
文章从另一方面指出，中共的现有体制造成基层官员考核多、检查多、会议多，招商引资累、陪客喝酒累、处理关系累；他们处于两个三角形的“上压下顶”之中，困扰多、困惑大。
作者指出，对于中南海来说，如何能够打破“处级干部”对于政策下达的中梗塞情况，在制度上从处长手中“收权”，是政治制度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但过分的将简政放权不到位的责任施加在“处长”身上，显然是一种有失偏颇之举，因为中共的体制还存在”“部长务虚”等弊病。
陆媒《南方都市报》4月22日报导，李克强为推进简政放权改革，将中共国务院审议过的26部法律修正案，提请张德江为首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但遭到抵制。中共全国人大委员以“审议时间仓促”、“一次性审议通过不严肃”、“关系到对代表审议资格的尊重”等理由予以拒绝。
有分析认为，李克强面临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困境，还不是单纯的“中梗阻”问题，中共高层权斗中敌对派势力的掣肘“拆台”是更要命阻力。
署名滕朝阳的文章对此评论说，在一定的行政环境中，把处长张三换成李四，并不会使“处长现象”得到真正解决。处长成为人们诟病的一个“现象”，其实再一次提示了改革的着力点，那就是一方面要加快简政放权，另一方面要对一切权力实施有效监督和制约。
海外评论人士普遍认为，抛弃中共病态体制才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因为中共的独裁本性是不会接受真正意义上的监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