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4月23日讯】（新唐人记者唐迪综合报导）日前，日本一个在线涉外时事杂志发文讨论即将被审判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罪行，称其最大的罪行是对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首脑们进行大范围监听；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谋杀英国公民尼尔•海伍德，也只是正好给当局决心除掉薄熙来提供了一个口实，实际上他对最高层领导人的监控被“视为直接挑战中央”。
据博谈网4月22日报导，4月21日，日本《外交学者》在线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Zhou Yongkang’s Greatest Crime”（《周永康的最大的罪行》）的文章。
这篇文章讨论了中共当局公开的周永康罪行的内容。文章认为，周被指控的大量受贿，权色交易，乃至成为中共政治体制内的“石油帮”和“四川帮”的头目都不是关键问题。他最严重的罪行，是他似乎勾结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等，一直在密谋反对现任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虽然这一条中共当局从来没有直说出来，却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在暗示这一点。
文章写道，刺探中国（共）高层领导人似乎也是周永康最恶劣的罪行之一。当对周永康的正式起诉书公布后，其中一项指控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并称该行为情节特别严重。
近日，彭博社曾报导了周永康如何谋反的一些细节，其中包括周利用身为中共国内安全机构负责人的职务之便，使用电话窃听和其他方式来收集这些中共领导人家庭资产、私人生活及政治立场等信息。而且，据指称，“周的一名助理甚至将一些信息透露给了未指名的‘海外中文网站’”。
文章同时引述《纽约时报》的报导表示，2012年在薄熙来垮台后出现了类似的传闻。据称，早在2011年8月，北京当局就决定要拿下薄熙来，因为当时他被发现率先在重庆进行了广泛的窃听，甚至窃听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而“王立军事件”引出薄熙来的妻子谋杀和掩盖英国公民尼尔•海伍德的“肮脏案件”，正好给当局提供了一个除掉薄熙来的借口，“实际上他对最高层领导人的监控被‘视为直接挑战中央’”。
文章称，中共内部的报告表明，中共将窃听视为薄最严重的罪行之一。《纽约时报》指出，中共党内的调查发现的证据表明，薄熙来“试图窃听几乎所有到重庆视察的高级领导人的电话……包括周永康”。
今年1月16日，前中共国安部副部长马建落马。此后，海外中文媒体曝光了中共国安部一个惊天的黑幕：据消息人士透露，2007年周永康出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后，密令国安部建立了一个针对全国厅局级以上官员的秘密档案库，由马建具体负责实施。入档者不但有中共各地的省部级、厅局级官员，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和政协等机构负责人，甚至包括当时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李克强在内。
据称，数以万计官员政要被列入上述的秘密档案库中。周、令认为必要时即可放出，致这些政坛对手于“死地”。而且，马建在中共国安部期间，还利用一个专门负责监视各种重要人物的特别行动处，掌握了大量高层机密。在周永康授意下，马建还故意向海外泄漏中共高层的负面资讯，借此攻击政治对手。
事实上，早在2012年4月中旬，海外媒体引述来自消息人士称：“周永康除了尽力保护薄熙来和王立军外也别无选择。薄熙来和王立军掌握着他参与政变的全部证据：推翻习近平的计划，以及给薄和王的收集其他最高领导人家人贪腐证据的指示。周永康要薄熙来和王立军收集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两个有决策权的、习近平、温家宝、汪洋和贺国强这几个政治对手的黑材料。即使是对政治同盟李长春和吴邦国也不例外。这些证据和材料的收集是通过王立军用窃听装置秘密调查实施的，薄熙来听这些录音的时候经常表现的‘很享受’。证据包括音频录音和视频录像。”
《真实的江泽民》第五章中针对上述消息评论道：“在共同犯罪的活动中，人们一个接一个跌落进了无底的深渊。留给人们的教训是，共同犯罪本身是一个不稳定和没有保险系数的环境。如果王立军真的相信他的心狠手辣在薄熙来面前是一个保险的话，他就不会大量收集薄的材料，以防后患。如果周永康相信江泽民的镇压法轮功政策的话，也不用让薄熙来和王立军背后收集江泽民的材料。由此我们看到，共同犯罪是非常不定向的导弹，随时可能让其中的人，无论是主动发起者或被动参与者，得到相似的下场——死无葬身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