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4月23日訊】（新唐人記者唐迪綜合報導）日前，日本一個在線涉外時事雜誌發文討論即將被審判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罪行，稱其最大的罪行是對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共高層首腦們進行大範圍監聽；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妻子謀殺英國公民尼爾•海伍德，也只是正好給當局決心除掉薄熙來提供了一個口實，實際上他對最高層領導人的監控被「視為直接挑戰中央」。
據博談網4月22日報導，4月21日，日本《外交學者》在線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Zhou Yongkang’s Greatest Crime」（《周永康的最大的罪行》）的文章。
這篇文章討論了中共當局公開的周永康罪行的內容。文章認為，周被指控的大量受賄，權色交易，乃至成為中共政治體制內的「石油幫」和「四川幫」的頭目都不是關鍵問題。他最嚴重的罪行，是他似乎勾結薄熙來、徐才厚、令計劃等，一直在密謀反對現任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雖然這一條中共當局從來沒有直說出來，卻總是通過各種方式在暗示這一點。
文章寫道，刺探中國（共）高層領導人似乎也是周永康最惡劣的罪行之一。當對周永康的正式起訴書公布後，其中一項指控是『故意泄露國家秘密』，並稱該行為情節特別嚴重。
近日，彭博社曾報導了周永康如何謀反的一些細節，其中包括周利用身為中共國內安全機構負責人的職務之便，使用電話竊聽和其他方式來收集這些中共領導人家庭資產、私人生活及政治立場等信息。而且，據指稱，「周的一名助理甚至將一些信息透露給了未指名的『海外中文網站』」。
文章同時引述《紐約時報》的報導表示，2012年在薄熙來垮台後出現了類似的傳聞。據稱，早在2011年8月，北京當局就決定要拿下薄熙來，因為當時他被發現率先在重慶進行了廣泛的竊聽，甚至竊聽當時的國家主席胡錦濤。而「王立軍事件」引出薄熙來的妻子謀殺和掩蓋英國公民尼爾•海伍德的「骯髒案件」，正好給當局提供了一個除掉薄熙來的借口，「實際上他對最高層領導人的監控被『視為直接挑戰中央』」。
文章稱，中共內部的報告表明，中共將竊聽視為薄最嚴重的罪行之一。《紐約時報》指出，中共黨內的調查發現的證據表明，薄熙來「試圖竊聽幾乎所有到重慶視察的高級領導人的電話……包括周永康」。
今年1月16日，前中共國安部副部長馬建落馬。此後，海外中文媒體曝光了中共國安部一個驚天的黑幕：據消息人士透露，2007年周永康出任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後，密令國安部建立了一個針對全國廳局級以上官員的秘密檔案庫，由馬建具體負責實施。入檔者不但有中共各地的省部級、廳局級官員，還有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和政協等機構負責人，甚至包括當時已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習近平、李克強在內。
據稱，數以萬計官員政要被列入上述的秘密檔案庫中。周、令認為必要時即可放出，致這些政壇對手於「死地」。而且，馬建在中共國安部期間，還利用一個專門負責監視各種重要人物的特別行動處，掌握了大量高層機密。在周永康授意下，馬建還故意向海外洩漏中共高層的負面資訊，藉此攻擊政治對手。
事實上，早在2012年4月中旬，海外媒體引述來自消息人士稱：「周永康除了儘力保護薄熙來和王立軍外也別無選擇。薄熙來和王立軍掌握著他參與政變的全部證據：推翻習近平的計劃，以及給薄和王的收集其他最高領導人家人貪腐證據的指示。周永康要薄熙來和王立軍收集江澤民和胡錦濤這兩個有決策權的、習近平、溫家寶、汪洋和賀國強這幾個政治對手的黑材料。即使是對政治同盟李長春和吳邦國也不例外。這些證據和材料的收集是通過王立軍用竊聽裝置秘密調查實施的，薄熙來聽這些錄音的時候經常表現的『很享受』。證據包括音頻錄音和視頻錄像。」
《真實的江澤民》第五章中針對上述消息評論道：「在共同犯罪的活動中，人們一個接一個跌落進了無底的深淵。留給人們的教訓是，共同犯罪本身是一個不穩定和沒有保險係數的環境。如果王立軍真的相信他的心狠手辣在薄熙來面前是一個保險的話，他就不會大量收集薄的材料，以防後患。如果周永康相信江澤民的鎮壓法輪功政策的話，也不用讓薄熙來和王立軍背後收集江澤民的材料。由此我們看到，共同犯罪是非常不定向的導彈，隨時可能讓其中的人，無論是主動發起者或被動參與者，得到相似的下場——死無葬身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