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来自湖北襄阳地区随县淅河区的初中毕业生石中元，从五千名应征者脱颖而出，成为随县五十名应征入伍的红色军队一员，可谓百里挑一。从此，他告别乡村，成为总参三部特种兵，时年16岁。
别看他年纪小，入伍前就已是淅河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因为擅长舞文弄墨，张贴大字报是常事，自我表现十足，又当上了学校革委会副主任，以及淅河区革委会常委——今天已是年过六旬的老石了，转业时还因为当过红卫兵，在随县几乎没能安排到一个正式的工作，这是前因，又是后果，像他这样被党洗脑、被党愚弄、上当受骗的大有人在——所幸晚年终于觉悟。
那时的红色军队，几乎都是毛泽东一人御用的党卫军，后来几乎都是毛泽东的牺牲品。石中元他们一批新兵从湖北出发到北京，坐了三天三夜的铁皮闷罐子车，里面漆黑如夜，又寒冷得令人簌簌发抖。到了北京，第一件事就是接受党的洗脑，集体到天安门广场向毛泽东宣誓，“忠于革命忠于党”。
石中元入伍，却有偶然的成分在，虽说军队是大家庭，却因某个无名小人物的意外干预，结果反而是死里逃生。1975年，石中元前往总参三部十一局在陕西汉中的大本营，准备到甘肃为新的工作站选址时经过此地，住在局招待所，拜见局部队医院陈玉兰军医，并“始终对她怀着一种不可名状的亲近之感”，因为他们以前就认识。石中元刚入伍时的1968年，陈玉兰军医来到随县淅河将9名小兵带到了北京总参三部——据说她力排众议，从这批原定为武汉炮兵部队的新兵名额中，将石中元等人“抢”了过来。后来那支炮兵部队，在越南战场上，被中越两军斥为“美帝国主义”的飞机炸惨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死伤在那里。石中元在日记中如实记录这一细节，他感慨：“哎，人的命运，真是难以预料。”
石中元没有当上“抗美援越”的炮兵，没有死在越南战场，从此却成为隐蔽战线上的“特务”，他到北京后就当上了总参无线电特种兵，等于他捡了一条命。老石所在的总参三部，驻扎在天寒地冻的北京延庆县下屯公社小丰营大队，即当时的总参三部五局无线电侦听点，那时是冬天，他们的野外工作非常艰难，需要在野外帐篷战备执勤一个多月，没日没夜，都在移动大队工作车上从事无线电战备工作。那时，这些工作都是保密的，士兵出入部队机要工作区、处部、局部需要特别证件，而所在的57371部队则在出入证件上印上“最高指示”：保守党的机密，慎之又慎。那时的五局总部就驻扎在延庆黄柏寺军事机关，是机要区中的机要区。
所谓战备执勤，其实就是侦听情报，收听无线电信息，作者常年在荒山野岭，为野外战备付出了大好青春年华，比如“文革”和林彪事件后的1973年，总参有令，他们的战备任务就加重，野外玉米和高粱地中有隐蔽着的战备车，每人每次执勤八小时，三班倒轮流值班，靠在车中能转动的靠椅上，头戴耳机，一秒不差地侦听，抄写电报，车边还站有持枪的警卫站岗，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一如既往。这样的一批隐蔽战线的特种机要人员，在全国各地都有小分队，常常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侦听着。那时总参的条件最先进，会议室备有电视机，可以接受电视节目。到了1975年，作者在日记中写道：“原计划20天的探亲假，只休息了2天，部队发来电报，要求立即返队，有新的任务执行。奉上级命令，到甘肃酒泉地区选址工作站，来自五湖四海的侦听人员，先到陕西汉中总参三部十一局招待所集中，选址不止一个地方，后来又到江西高安、吉安、新余选址，侦听工作站多在贫瘠的山村密林和山区无人处，不分寒暑，不得与外界联系，生活相当艰苦。”
就是这样一个16岁入伍的总参特种兵，到了30岁时，还没升上营级军官，只是一名总参三部七处政工干事，即无权无势的基层小干部，虽然曾经在总参特种兵区队当过训练新兵的教官，但因为有人穿小鞋的缘故，他当教官的学员都提拔为副营级了，他还是在第一线“侦听、侦收、侧向指挥机”默默无闻地战斗着，虽然业务技术获全能第一名，在部队没有关系，依然没有前途——军地都一样。“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这话有点拗口，细细解读，在部队更为明显，若自己家里有上层的关系，无论有没有学历，身体是否符合，都没关系，都可以入伍参军；而没有过硬的关系，就关系大了，当不了兵，当不了工人，只能下乡当知青，当农民。即使有一点小关系，能够当上兵，也轻易转不了业，转了业找不到工作，什么政策，法律，常常不过是一张废纸。
石中元参军十四年，部队也无更好的前途，无指无望，临近转业时，他耳边常常听到战友们如此发牢骚：“回地方学不会关系学，将四处碰壁。我四处托门子，找关系，见人就递烟，逢人是笑脸，简直是一副奴才相，总算安排到忻州地直机关。”这是他身边已经转业到山西的军官的叹息，当时是所谓打倒“四人帮”之后反对不正之风的八十年代。石中元同样很为难，常常感到无力，因为他所掌握的军用无线电转业“全能技术”到了地方毫无用处，谁会把他当人才？幸好，他会写点通讯报道，诗词歌赋，舞文弄墨，又报了大学自考班，为自己转业找出路，可谓煞费苦心——尽管白白牺牲十几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组织最终也是靠不住的。
石中元30岁那年，转业之时，父亲却不堪疾病困扰，突然去世，原计划转业回故乡湖北随县，好好尽孝，但这一愿望也落空了。那时，随县正由县为市，还是有转业到好单位的机会，所谓亲不亲故乡人，家乡或许好办事。于是，石中元抓紧向军部申请转业，抓住家乡政府机构的调整，盼望转业到一个理想的地方。一切都靠关系，一切都不敌关系硬。老石通过随州家乡亲朋好友的关系，口头答应的都很好，原计划把他安排到随县文化馆当馆长。后来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但不是没有先例和机会，而是缺过硬的关系。那时石中元的战友胡某因与襄阳地委书记的夫人是亲戚，该夫人事先通知胡某将转业到文化部门。可惜，石中元并没有亲戚是地委书记的夫人，胡某愿意引荐。为此，石中元专门赶到地委大院，拜见了这位地委书记的夫人，因为有战友陪同，以为很有面子，以为就不用带点烟酒糕点等礼品，又顾忌巴结领导之嫌，结果地委书记突然变卦，说地委机关只能插进20人，且均是领导的亲属子女，这样以来，石中元原定转业到文化馆当馆长的计划落空了。那时是1982年，中共十二大刚刚结束，虽然高层整党，可下面，哪一个官员不喜欢吃点拿点，白吃白拿不算腐败，当然对于没有监督的政权来说腐败也是正常的。如果那时老石肯拿出半月甚至两个月工资买礼品，让地委书记白吃几顿鸡鸭鱼肉，前途或许又是一个艳阳天了（现在送金项链都不稀罕了，送给徐才厚、谷俊山们的不仅有美女还有千万豪宅）。不幸，他不懂共产党内部的关系学，没备好礼物开路，机会就走了。此时寄人篱下的石中元，后悔也没有用了。此时此景，令人想起陕西作家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家林，靠他叔叔的照顾进城当了临时工，结果被人举报又回乡成为农民，人生常常天无绝人之路，但前面却是更加难走之路。
求人一事无成，石中元无奈只得继续寻找转业的地方，他在随县遇到了曾在河北保定38军团级干部转业的科协主任，找熟人探探口风，一方面为自己的转业，另一方面为在北京延庆计量所工作的妻子在随县找一个对口工作，没想到科协主任自己是当兵出身，却对转业军人和家属没有什么好感，因为当时转业军人太多，地方难以安置，一看没戏。
此处不行，老石又硬着头皮找县人事局主管转业军人分配的副局长老陶，虽然他们以前就认识，甚至脱口而出叫他“老陶”，结果却被讽刺一顿，而且从该副局长口气中丝毫没有听出有通融的意思，他若同意转业到随县，只能进文化口，顶多是最基层的乡级淅河文化站。等到了乡政府才知道，这个基层文化站，也只是一个空架子，连办公场所都没有，如果妻子、儿子都回到这个地方，还要养老母亲，恐怕一家人都要饿肚子。
石中元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进不了县文化馆，除了关系不硬之外，还因为他有曾当过红卫兵和革委会常委的“污点”被人告发，被指属于当时被政治高层打击的必须清除出党的“三种人”，是“幕后策划者”，这当然是一面之辞。16岁以前未成年时的事情被翻了出来，石中元在日记中写道：“写过批判稿，贴过大字报，可悲又可笑，但时常反思、反省、检查，确实没有搞过打砸抢，那时大小，还不会武斗。”“文革”时，他14岁，当中学红卫兵头头时16岁，到总参当兵时已经受到内外的调查和政治审查。若有参加武斗有打死人问题，部队肯定是通不过的。
虽然找不到理想工作，但出于害怕错过这个村没有那个店的心理，小小文化站他也愿意凑合了，愿意转业到这里了。于是，石中元回到北京延庆，向军事机要区的总参三部五局七处处部保密室移交最后一批保密文件，包括工作上的记事本，保密员告诉他，这一批转业的干部，有的安排到房管处、物资局，有的安排到人大常委会、人事局，保密员说，对于最穷的文化部门，“如果是我，才不会去”。
1983年春节后，石中元正式告别部队，拿着转业证书，和四个哲学、文学等单科大专文凭，到随县文化局报到，可转业干部办公室的办事员又告诉他又有新的变化，说不转业到淅河文化站了，改为转业到厉山镇文化站，为什么呢？因为淅河没有空缺，厉山有了空缺，原分配到厉山镇文化站的人，到县文化馆工作，空出厉山镇文化站的位子给了老石。当时他还蒙在鼓里。这个镇的纪检委员，也是部队转业的正营级干部，转业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买煤油炉子做饭，买煤油时售货员非要搭卖两盒香烟，不买不行。在部队比谁都牛，可一回到地方，比谁都瞎瘪，人比人，气死人。
那时的厉山镇，人口不到九千，方圆不到两平方公里，镇政府却有五个镇长，四个书记，30余名镇干部，本来人员超编，又来了一个吃文化闲饭的，老石如此自嘲，那时他只能有这样的落脚点，吃在食堂，住在镇办公室的招待间。别看镇政府不大，但一年的招待费不少，高达8万，仅镇食堂的招待费就有六千元——一名镇级干部年工资总额不过是六百多元。那时，全国吃喝风，已经成为强大的习惯势力了。
农村乡镇，文化工作几乎没有，老石真成了吃闲饭的。不甘寂寞，又因他会点文字功夫，老石被借调到县文化馆编辑《编钟》文学刊物，没有住处，就在文化馆舞台边的小平房边，用红砖搭一间房子住人兼办公，可是雨边不挡雨，一些文学青年的稿子就这样常常经受“洗礼”。
转业半年后，北京总参三部五局发来调级通知书，老石被补调为21级营职干部，可能是部队出于对转业人员找工作难的好心帮助，或是“精神安慰”，但到地方根本不管用，找一份工作，没有过硬关系实在是不行的。那年月，买猪肉要凭猪肉票，有票排队买肉，却买不到，因为供不应求，再说猪肉票也是托关系弄到手的。那时的顺口溜是：“上有襄樊，下有武汉，就是随县吃菜难。”“随县随县，随随便便，不是停水，就是停电。”
在随县乡镇大半年的时间，老石几乎天天过着屈辱的生活，甚至没有固定的工作可以安排，就试探性问县委宣传部部长，能否让我离开随县，没想到部长肯定地回答：“可以。”多么肯定，比找工作时的艰难，简直是一个“翻身得解放”，他们随时欢迎不会拉关系、不会巴结领导的人“拜拜”。当然，他那段历史上的“红卫兵”经历，不过是借口，不过是整人的理由，比如当地连镇妇联主任都添油加醋地挖苦他，“造过反的人，不能当干部”。还有人说，“随县对于人才不重视，用极左对待极左”，这也是牢骚话，老石若有过硬关系，一切都可以搞定、摆平。此时，心力交瘁的老石，不愿为自己辩护什么，只知道自己问心无愧，安慰自己。
转业后，老石夫妻暂时两地分居，妻子在随县的工作也找不到，他的儿子和母亲也都在延庆留守，这种情况下，工作不固定，人没有尊严，患得患失，还不如马上离开故乡，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老石走的时候，随县文化馆已经改名随州市文化馆了，他无缘其中了。1984年6月，老石重新到最初当兵的地方延庆找工作，而故乡，却让他心头满是死灰。人际关系，永远的官场游戏，不停地折腾人，“家乡在我心目中失去了美好的位置”。
离开家乡，调入北京延庆县城后，工作总算落实了，干过记者、编辑，还算顺利。1992年，他从延庆正式调入北京人事部主办的中国人事出版社，出任编辑室主任，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精心出版了一本中国社科院政治所研究员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与自由主义》，倡导自由主义，是当年的全国十佳畅销好书，曾让老石自鸣得意。不料，由于江泽民批示，这本书一夜之间成了禁书，临到退休出事了，被下岗。所谓北大传统，已经被当局改为“爱国主义”，不再是“自由主义”了，特别是江泽民要到北大校庆仪式上讲话，他对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非常震怒，禁书事件由此引发。
经过这一番折腾后，老石更加明白，出尔反尔的组织永远是靠不住的，拉关系走后门也是没有价值的，自由远比什么都重要。以前通过打通关系可以转业一个好单位，通过送礼人情可以找到一个好出路，但如果没有自由，再好的工作，再好的出路，又有什么价值呢？人生意义何在？如今，适应了多年被下岗的生活之后，已经享受退休生活的老石，终于视自由为人生最大的价值，他自费出版了这部《文苑撷取》上下册，北京同心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百万字，把人生的酸甜苦辣自由表达出来，说出了在部队被洗脑时、在转业的辛酸过程中、在出版社被下岗等各个时期的真相。虽然出版社对其中的敏感处进行了处理和粗暴的删除，但字里行间，“自由”依然是无处不在，掩盖不住的光芒，为了自由而活着，才是真正的问心无愧。（完）
文章来源：作者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