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來自湖北襄陽地區隨縣淅河區的初中畢業生石中元，從五千名應徵者脫穎而出，成為隨縣五十名應徵入伍的紅色軍隊一員，可謂百里挑一。從此，他告別鄉村，成為總參三部特種兵，時年16歲。
別看他年紀小，入伍前就已是淅河中學的紅衛兵代表，因為擅長舞文弄墨，張貼大字報是常事，自我表現十足，又當上了學校革委會副主任，以及淅河區革委會常委——今天已是年過六旬的老石了，轉業時還因為當過紅衛兵，在隨縣幾乎沒能安排到一個正式的工作，這是前因，又是後果，像他這樣被黨洗腦、被黨愚弄、上當受騙的大有人在——所幸晚年終於覺悟。
那時的紅色軍隊，幾乎都是毛澤東一人御用的黨衛軍，後來幾乎都是毛澤東的犧牲品。石中元他們一批新兵從湖北出發到北京，坐了三天三夜的鐵皮悶罐子車，裏面漆黑如夜，又寒冷得令人簌簌發抖。到了北京，第一件事就是接受黨的洗腦，集體到天安門廣場向毛澤東宣誓，「忠於革命忠於黨」。
石中元入伍，卻有偶然的成分在，雖說軍隊是大家庭，卻因某個無名小人物的意外干預，結果反而是死裡逃生。1975年，石中元前往總參三部十一局在陝西漢中的大本營，準備到甘肅為新的工作站選址時經過此地，住在局招待所，拜見局部隊醫院陳玉蘭軍醫，並「始終對她懷著一種不可名狀的親近之感」，因為他們以前就認識。石中元剛入伍時的1968年，陳玉蘭軍醫來到隨縣淅河將9名小兵帶到了北京總參三部——據說她力排眾議，從這批原定為武漢炮兵部隊的新兵名額中，將石中元等人「搶」了過來。後來那支炮兵部隊，在越南戰場上，被中越兩軍斥為「美帝國主義」的飛機炸慘了，成千上萬的年輕人死傷在那裡。石中元在日記中如實記錄這一細節，他感慨：「哎，人的命運，真是難以預料。」
石中元沒有當上「抗美援越」的炮兵，沒有死在越南戰場，從此卻成為隱蔽戰線上的「特務」，他到北京後就當上了總參無線電特種兵，等於他撿了一條命。老石所在的總參三部，駐紮在天寒地凍的北京延慶縣下屯公社小豐營大隊，即當時的總參三部五局無線電偵聽點，那時是冬天，他們的野外工作非常艱難，需要在野外帳篷戰備執勤一個多月，沒日沒夜，都在移動大隊工作車上從事無線電戰備工作。那時，這些工作都是保密的，士兵出入部隊機要工作區、處部、局部需要特別證件，而所在的57371部隊則在出入證件上印上「最高指示」：保守黨的機密，慎之又慎。那時的五局總部就駐紮在延慶黃柏寺軍事機關，是機要區中的機要區。
所謂戰備執勤，其實就是偵聽情報，收聽無線電信息，作者常年在荒山野嶺，為野外戰備付出了大好青春年華，比如「文革」和林彪事件後的1973年，總參有令，他們的戰備任務就加重，野外玉米和高粱地中有隱蔽著的戰備車，每人每次執勤八小時，三班倒輪流值班，靠在車中能轉動的靠椅上，頭戴耳機，一秒不差地偵聽，抄寫電報，車邊還站有持槍的警衛站崗，無論是寒冬還是酷暑，一如既往。這樣的一批隱蔽戰線的特種機要人員，在全國各地都有小分隊，常常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偵聽著。那時總參的條件最先進，會議室備有電視機，可以接受電視節目。到了1975年，作者在日記中寫道：「原計劃20天的探親假，只休息了2天，部隊發來電報，要求立即返隊，有新的任務執行。奉上級命令，到甘肅酒泉地區選址工作站，來自五湖四海的偵聽人員，先到陝西漢中總參三部十一局招待所集中，選址不止一個地方，後來又到江西高安、吉安、新余選址，偵聽工作站多在貧瘠的山村密林和山區無人處，不分寒暑，不得與外界聯繫，生活相當艱苦。」
就是這樣一個16歲入伍的總參特種兵，到了30歲時，還沒升上營級軍官，只是一名總參三部七處政工幹事，即無權無勢的基層小幹部，雖然曾經在總參特種兵區隊當過訓練新兵的教官，但因為有人穿小鞋的緣故，他當教官的學員都提拔為副營級了，他還是在第一線「偵聽、偵收、側向指揮機」默默無聞地戰鬥著，雖然業務技術獲全能第一名，在部隊沒有關係，依然沒有前途——軍地都一樣。「有關係，就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就有關係。」這話有點拗口，細細解讀，在部隊更為明顯，若自己家裡有上層的關係，無論有沒有學歷，身體是否符合，都沒關係，都可以入伍參軍；而沒有過硬的關係，就關係大了，當不了兵，當不了工人，只能下鄉當知青，當農民。即使有一點小關係，能夠當上兵，也輕易轉不了業，轉了業找不到工作，什麼政策，法律，常常不過是一張廢紙。
石中元參軍十四年，部隊也無更好的前途，無指無望，臨近轉業時，他耳邊常常聽到戰友們如此發牢騷：「回地方學不會關係學，將四處碰壁。我四處托門子，找關係，見人就遞煙，逢人是笑臉，簡直是一副奴才相，總算安排到忻州地直機關。」這是他身邊已經轉業到山西的軍官的嘆息，當時是所謂打倒「四人幫」之後反對不正之風的八十年代。石中元同樣很為難，常常感到無力，因為他所掌握的軍用無線電轉業「全能技術」到了地方毫無用處，誰會把他當人才？幸好，他會寫點通訊報道，詩詞歌賦，舞文弄墨，又報了大學自考班，為自己轉業找出路，可謂煞費苦心——儘管白白犧牲十幾年，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組織最終也是靠不住的。
石中元30歲那年，轉業之時，父親卻不堪疾病困擾，突然去世，原計劃轉業回故鄉湖北隨縣，好好盡孝，但這一願望也落空了。那時，隨縣正由縣為市，還是有轉業到好單位的機會，所謂親不親故鄉人，家鄉或許好辦事。於是，石中元抓緊向軍部申請轉業，抓住家鄉政府機構的調整，盼望轉業到一個理想的地方。一切都靠關係，一切都不敵關係硬。老石通過隨州家鄉親朋好友的關係，口頭答應的都很好，原計劃把他安排到隨縣文化館當館長。後來證明這隻是一廂情願，但不是沒有先例和機會，而是缺過硬的關係。那時石中元的戰友胡某因與襄陽地委書記的夫人是親戚，該夫人事先通知胡某將轉業到文化部門。可惜，石中元並沒有親戚是地委書記的夫人，胡某願意引薦。為此，石中元專門趕到地委大院，拜見了這位地委書記的夫人，因為有戰友陪同，以為很有面子，以為就不用帶點煙酒糕點等禮品，又顧忌巴結領導之嫌，結果地委書記突然變卦，說地委機關只能插進20人，且均是領導的親屬子女，這樣以來，石中元原定轉業到文化館當館長的計劃落空了。那時是1982年，中共十二大剛剛結束，雖然高層整黨，可下面，哪一個官員不喜歡吃點拿點，白吃白拿不算腐敗，當然對於沒有監督的政權來說腐敗也是正常的。如果那時老石肯拿出半月甚至兩個月工資買禮品，讓地委書記白吃幾頓雞鴨魚肉，前途或許又是一個艷陽天了（現在送金項鏈都不稀罕了，送給徐才厚、谷俊山們的不僅有美女還有千萬豪宅）。不幸，他不懂共產黨內部的關係學，沒備好禮物開路，機會就走了。此時寄人籬下的石中元，後悔也沒有用了。此時此景，令人想起陝西作家路遙小說《人生》中的高家林，靠他叔叔的照顧進城當了臨時工，結果被人舉報又回鄉成為農民，人生常常天無絕人之路，但前面卻是更加難走之路。
求人一事無成，石中元無奈只得繼續尋找轉業的地方，他在隨縣遇到了曾在河北保定38軍團級幹部轉業的科協主任，找熟人探探口風，一方面為自己的轉業，另一方面為在北京延慶計量所工作的妻子在隨縣找一個對口工作，沒想到科協主任自己是當兵出身，卻對轉業軍人和家屬沒有什麼好感，因為當時轉業軍人太多，地方難以安置，一看沒戲。
此處不行，老石又硬著頭皮找縣人事局主管轉業軍人分配的副局長老陶，雖然他們以前就認識，甚至脫口而出叫他「老陶」，結果卻被諷刺一頓，而且從該副局長口氣中絲毫沒有聽出有通融的意思，他若同意轉業到隨縣，只能進文化口，頂多是最基層的鄉級淅河文化站。等到了鄉政府才知道，這個基層文化站，也只是一個空架子，連辦公場所都沒有，如果妻子、兒子都回到這個地方，還要養老母親，恐怕一家人都要餓肚子。
石中元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他進不了縣文化館，除了關係不硬之外，還因為他有曾當過紅衛兵和革委會常委的「污點」被人告發，被指屬於當時被政治高層打擊的必須清除出黨的「三種人」，是「幕後策劃者」，這當然是一面之辭。16歲以前未成年時的事情被翻了出來，石中元在日記中寫道：「寫過批判稿，貼過大字報，可悲又可笑，但時常反思、反省、檢查，確實沒有搞過打砸搶，那時大小，還不會武鬥。」「文革」時，他14歲，當中學紅衛兵頭頭時16歲，到總參當兵時已經受到內外的調查和政治審查。若有參加武鬥有打死人問題，部隊肯定是通不過的。
雖然找不到理想工作，但出於害怕錯過這個村沒有那個店的心理，小小文化站他也願意湊合了，願意轉業到這裏了。於是，石中元回到北京延慶，向軍事機要區的總參三部五局七處處部保密室移交最後一批保密文件，包括工作上的記事本，保密員告訴他，這一批轉業的幹部，有的安排到房管處、物資局，有的安排到人大常委會、人事局，保密員說，對於最窮的文化部門，「如果是我，才不會去」。
1983年春節後，石中元正式告別部隊，拿著轉業證書，和四個哲學、文學等單科大專文憑，到隨縣文化局報到，可轉業幹部辦公室的辦事員又告訴他又有新的變化，說不轉業到淅河文化站了，改為轉業到厲山鎮文化站，為什麼呢？因為淅河沒有空缺，厲山有了空缺，原分配到厲山鎮文化站的人，到縣文化館工作，空出厲山鎮文化站的位子給了老石。當時他還蒙在鼓裡。這個鎮的紀檢委員，也是部隊轉業的正營級幹部，轉業後連住的地方都沒有，買煤油爐子做飯，買煤油時售貨員非要搭賣兩盒香煙，不買不行。在部隊比誰都牛，可一回到地方，比誰都瞎癟，人比人，氣死人。
那時的厲山鎮，人口不到九千，方圓不到兩平方公里，鎮政府卻有五個鎮長，四個書記，30餘名鎮幹部，本來人員超編，又來了一個吃文化閑飯的，老石如此自嘲，那時他只能有這樣的落腳點，吃在食堂，住在鎮辦公室的招待間。別看鎮政府不大，但一年的招待費不少，高達8萬，僅鎮食堂的招待費就有六千元——一名鎮級幹部年工資總額不過是六百多元。那時，全國吃喝風，已經成為強大的習慣勢力了。
農村鄉鎮，文化工作幾乎沒有，老石真成了吃閑飯的。不甘寂寞，又因他會點文字功夫，老石被借調到縣文化館編輯《編鐘》文學刊物，沒有住處，就在文化館舞台邊的小平房邊，用紅磚搭一間房子住人兼辦公，可是雨邊不擋雨，一些文學青年的稿子就這樣常常經受「洗禮」。
轉業半年後，北京總參三部五局發來調級通知書，老石被補調為21級營職幹部，可能是部隊出於對轉業人員找工作難的好心幫助，或是「精神安慰」，但到地方根本不管用，找一份工作，沒有過硬關係實在是不行的。那年月，買豬肉要憑豬肉票，有票排隊買肉，卻買不到，因為供不應求，再說豬肉票也是托關係弄到手的。那時的順口溜是：「上有襄樊，下有武漢，就是隨縣吃菜難。」「隨縣隨縣，隨隨便便，不是停水，就是停電。」
在隨縣鄉鎮大半年的時間，老石几乎天天過著屈辱的生活，甚至沒有固定的工作可以安排，就試探性問縣委宣傳部部長，能否讓我離開隨縣，沒想到部長肯定地回答：「可以。」多麼肯定，比找工作時的艱難，簡直是一個「翻身得解放」，他們隨時歡迎不會拉關係、不會巴結領導的人「拜拜」。當然，他那段歷史上的「紅衛兵」經歷，不過是借口，不過是整人的理由，比如當地連鎮婦聯主任都添油加醋地挖苦他，「造過反的人，不能當幹部」。還有人說，「隨縣對於人才不重視，用極左對待極左」，這也是牢騷話，老石若有過硬關係，一切都可以搞定、擺平。此時，心力交瘁的老石，不願為自己辯護什麼，只知道自己問心無愧，安慰自己。
轉業後，老石夫妻暫時兩地分居，妻子在隨縣的工作也找不到，他的兒子和母親也都在延慶留守，這種情況下，工作不固定，人沒有尊嚴，患得患失，還不如馬上離開故鄉，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老石走的時候，隨縣文化館已經改名隨州市文化館了，他無緣其中了。1984年6月，老石重新到最初當兵的地方延慶找工作，而故鄉，卻讓他心頭滿是死灰。人際關係，永遠的官場遊戲，不停地折騰人，「家鄉在我心目中失去了美好的位置」。
離開家鄉，調入北京延慶縣城後，工作總算落實了，干過記者、編輯，還算順利。1992年，他從延慶正式調入北京人事部主辦的中國人事出版社，出任編輯室主任，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期間，精心出版了一本中國社科院政治所研究員劉軍寧主編的《北大傳統與自由主義》，倡導自由主義，是當年的全國十佳暢銷好書，曾讓老石自鳴得意。不料，由於江澤民批示，這本書一夜之間成了禁書，臨到退休出事了，被下崗。所謂北大傳統，已經被當局改為「愛國主義」，不再是「自由主義」了，特別是江澤民要到北大校慶儀式上講話，他對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非常震怒，禁書事件由此引發。
經過這一番折騰後，老石更加明白，出爾反爾的組織永遠是靠不住的，拉關係走後門也是沒有價值的，自由遠比什麼都重要。以前通過打通關係可以轉業一個好單位，通過送禮人情可以找到一個好出路，但如果沒有自由，再好的工作，再好的出路，又有什麼價值呢？人生意義何在？如今，適應了多年被下崗的生活之後，已經享受退休生活的老石，終於視自由為人生最大的價值，他自費出版了這部《文苑擷取》上下冊，北京同心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百萬字，把人生的酸甜苦辣自由表達出來，說出了在部隊被洗腦時、在轉業的辛酸過程中、在出版社被下崗等各個時期的真相。雖然出版社對其中的敏感處進行了處理和粗暴的刪除，但字裡行間，「自由」依然是無處不在，掩蓋不住的光芒，為了自由而活著，才是真正的問心無愧。（完）
文章來源：作者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