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上海法官邹碧华在工作中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7岁。邹碧华离世后，据说，网上近万人献花、点烛，超过十万人参与留言，这种场面，对于中共官场上的人来说，确实不多见。
哀悼者们普遍认为邹碧华的专业素养及为人口碑均不错，尤其是其在专业领域里的光环、荣誉确实很耀眼。从邹碧华北大经济学学士，到国际经济法硕士，再到法学博士的受教育经历来看，可以说，邹碧华的专业理论水平优于同行中的大多数法官，加上其在司法领域的辛勤探索、努力实践，将理论与实践溶于一体，既有个人专著，又有论文、课题，同时兼任多所大学的教授、博导，众多的业绩使邹碧华成为政法圈内、圈外关注的对象。缅怀者认为其专业水平高、功底好、思路清晰，是视野开阔的学者型、专家型法官，因此而倍感惋惜。同时，因其个人为人方面普遍被认为比较正派，对下属、同事的关心、培养都是人们对他念念不忘的原因。
然而，缅怀者在哀悼、惋惜的同时，可曾想过：这样一位专业出众的壮年法官何以突然猝死？难道就没有避免的出路吗？虽说人有旦夕祸福，但中国古语云：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世间发生的一切在今天看来都不是偶然的，其中自有其因果必然的因素。
当我们的思维不再局限于邹碧华个人的成长经历、专业成绩，褪去邹碧华曾经取得的那些耀眼的光环，而将其放到时下中国正在发生的清算江系血债派、天灭中共、退党保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来看，我们看到了邹碧华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邹碧华离世后，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报道了邹碧华曾因非法审判、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而多次被追查国际发布追查通告。2014年8月29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国际）发布“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庞光文的责任人的通告”；2014年7月22日，追查国际发布“追查上海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赵斌的责任人的通告”；2011年9月6日，追查国际发布“追查上海市长宁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姚远的责任人通告”
在这三份追查通告中，原上海市长宁区法院院长邹碧华均因参与非法庭审、判刑法轮功学员，导致法轮功学员入狱遭受迫害致残、致死，而被列为涉案主要责任人。
此外，2010年6月，上海长宁区法院以法轮功学员张英“教人电脑技术”为名，诬判张英2年6个月；2011年4月18日，长宁区法院不顾法轮功学员何冰刚面临瘫痪的可能，对他非法开庭，诬判5年。这期间，正是邹碧华担任长宁区法院院长期间，而所有的法轮功案件，都不是主审法官个人能做主的，审理前，全部都由法院高层伙同检察院、公安局、政法委主管领导共同构陷，才能拿到法庭表演。
中共的司法系统、执法机构知法犯法，毫无顾忌的公然剥夺公民的信仰权利，非法抓捕、关押、酷刑虐待、庭审、无罪判刑，当这些践行“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伤、致残、致死时，所有参与者都构成了共犯，其罪之大可想而知，又岂是猝死、自杀、跳楼、车祸所能偿还的了的。中国古人、老人都知道，迫害神佛弟子是不得善终的，那些曾对法轮功做恶的官员、喽罗们的结局不断的证实着这个规律。
只是，有人做恶，明目张胆，有人做恶，斯斯文文；有人主动参与迫害，有人被动参与迫害；有人亲自干脏活，有人教唆别人干脏活。作为法院院长来说，邹碧华并没有亲自审理法轮功案件，其学者型法官的形象决定他不会表现出粗俗不堪，但他对于长宁法院所有诬判的法轮功案件都了如指掌，而且亲自参与，这一点不看海外披露，单从国内悼念他的万字长文中就可见一斑。
悼念文章中称：邹碧华在长宁法院工作时，率先搭建诉讼平台，挂牌成立全市首家“诉调对接中心”，设便民电话，方便群众诉讼，亲自接待群众来访，答疑解惑，等等。“每天批示来访信件，然后分配到各分管院长，然后再下达到具体的业务部门”，云云。
这样一位工作勤恳、事必躬亲的法院院长，对于本院受理的法轮功案件必然是清清楚楚。因为法轮功案件是十足的冤案，从1999年迫害以来，法轮功学员、亲属从来没有停止抗争过，海内外的正义人士通过各种方式的讲真相、制止迫害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每一起法轮功冤案，相关责任人的名单及电话不断的被公布，从明慧网上看，邹碧华的大名及电话不断的附在各起非法审判的案件后，换句话说，邹碧华能收到的来自国内外的劝善信、真相电话、传真及信件应该不计其数，邹碧华对法轮功到底咋样十分清楚，但这并没有减轻他担任院长的长宁区法院对法轮功案件的枉法裁判。甚至在2011年姚远一案中，长宁区法院原诬判7年半，在最后陈述中，法官问有何陈述，姚远说“法轮大法好”，法院因此竟诬判8年，何等荒唐？那些自发悼念邹碧华的人们若看到这些，作何感想？
按理说邹碧华这样一位专业素养高、为人也不错的法官也不至于故意跟法轮功过不去，而当事实全面的呈现出来时，人们看到了邹碧华的两个面孔。这与中共体制内大多数人的两面性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两面性源于中共党员普遍具有的双重人格特征。
《九评共产党》中说：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能被怀疑也不能被挑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划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事例更多，也同样是党性的作用。
邹碧华在其个人成长、工作经历中的努力、勤奋，对待其同事、下属的亲和、友善，完全是一个正常人性中积极向上的表现。而到了处理法轮功这样的“党内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自然而然的与党保持一致，这在悼念他的万字长文中也能得以印证。长文中称邹碧华是中共邪党党员，上海市高院法院党组成员。作为中共邪教成员，其个人能力再强，工作再勤奋，荣誉再多，光环再耀眼，中共邪教成员都很自然的将其归结为党的培养与恩赐，甚至真的像入党毒誓中所言：愿意为党献出一切直至生命。
像邹碧华这样一位专业出众的法官，在对职业的追求中不断的破除自我，而这种孜孜不倦的破除自我的工作，都是为了党的事业。邹碧华在2012年从长宁区法院调入上海市高院任副院长后，撰文中写道：“……破除自我，将自己融入到人民中，融入到祖国的法治中。无我，党的事业不朽，如是我心”。的确，他为党付出了一切，包括生命，难怪悼念文章称其“政治立场坚定”。
也正是其“坚定的政治立场”，使其看不清中共，分不清党国，党治、法治不辨，是非善恶不明，替党做恶，迫害佛法，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白白赔上一条性命，做了中共的殉葬品。
邹碧华的猝死，固然可惜，但更多的是可悲，他很聪明，他获得了太多的荣誉，而这些荣誉掩埋了他的智慧，因此错过对善的选择，错过了自赎和自救的机会。那些身在公、检、法等机构的人员们，当以邹碧华为鉴，切勿重蹈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