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在纪念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记住那些死于试图越过柏林墙的人们。
Ida Siekmann是柏林墙第一位的遇难者。1961年8月，在试图逃出东柏林时，她从四楼的窗户跳下去而死亡。1973年1月，一位名叫Ingrid的年轻母亲带着还是小婴孩的儿子，藏在一辆从东德开往西德卡车后面的一个框里。在东柏林的检查哨时，孩子哭了起来。绝望的Ingrid用手捂住了孩子的嘴，没有意识到孩子正患有感染，无法用自己的鼻子呼吸。她奔向了自由，但在这个过程中，闷死了15个月大的儿子。1989年初，东德和西德之间的紧张局势缓解，东德人Chris Gueffroy以为已经解除了在柏林墙看见就开枪的命令。他错了。Gueffroy成为了试图逃离被共产党占领的东柏林时最后一名被射杀的人。
但Gueffroy远远不是最后一名共产主义的受害者。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仍然在平壤、河内和哈瓦那这些地方受着共产政权的统治。
与柏林墙倒塌同等重要的是，这并不是约翰•肯尼迪称作的那场针对一个阴险的意识形态“长期胜负未决的斗争”的结束。通过几个国家的人口统计数字，我们可以估算：有15亿人仍然生活在共产体制之下。政治犯继续被围捕，古拉格仍然存在，数百万人正在挨饿，而无数的人仅仅是因为反对极权主义国家，而被迫与家人和朋友分离。
今天，共产政权继续施暴，压制那些错误地生在这些国家、足够倒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
在中国，最近，成千上万的香港抗议者走上街头，要求公开、诚实地选举香港行政长官的权利。这一民主运动是继25年前天安门广场示威和屠杀以来在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抗议活动。他们遭遇到了一个不容异己、不容批评的政权的催泪弹和胡椒喷雾。中国共产党常规性地审查、殴打和监禁持不同政见者，并通过野蛮的一胎政策——据中国一名官员2011年的声明——已造成了约4亿例堕胎。
在越南，每天早上，非民选的共产党政府在整个河内通过高音喇叭进行国家资助的宣传。
在寮国，寮国人民革命党不容其他的任何政党，政府拥有所有的媒体，限制宗教自由，否认产权，监禁持不同政见者，折磨囚犯。
在古巴，一个垂死的共产军政府一直在掐着这个岛国的脖子。任意逮捕、殴打、恐吓和控制所有媒体，这些都是现政权的工具，它从未承认过其血腥的过去。
朝鲜斯大林式的虐待最令人震惊。正如韩国总统朴槿惠最近向联合国所说的，“今年标志着柏林墙倒塌25周年，但朝鲜半岛仍然被一墙分隔。”在一个400英里长、61年之久的非军事区这堵墙的两边，是有着共同历史、共同语言的人们。
但是，尽管资本主义南韩自由、繁荣，但是共产北韩是一座受一个独裁者家族统治的充满饥荒、折磨人的监狱，他们与宗教自由为敌，与行动自由为敌，与思想自由为敌。朴槿惠总统现在要联合国大会“与我们站在一起，拆除这个世界上仅存的隔墙”。
要推倒这堵墙，将需要有象25年前拆除柏林墙那样同样的道义。冷战可能已经过去了，但代表人类自由的战斗仍然每天都在发生着。我们庆祝拆除柏林墙周年纪念，这绝不允许我们在21世纪感到自满。在反对极权压迫的斗争中，胜利远非必然的结局，但本周我们会记得，它可以实现。
（本文译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执行主任Marion Smith于11月6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题为“柏林墙倒了，但共产主义还没有”。）
原文The Berlin Wall Fell，but Communism Didn’t
文章来源：博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