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朋友讨论香港的近况，我问：“雨伞运动既是争取民主，但也反映了香港人本身的世代矛盾。究竟不同世代的香港人有没有意识上的最大公因数？我就是不相信，一个社会可以连一个共同信念也没有。否则这个社会不可能维系下去。”朋友思考了一阵，然后不约而同说：“大家其实都不信中共。”
新一代香港人不愿意香港变得越来越似大陆，上一代香港人何尝不是？新生代见到今天的北京，除了是个“穿了西装的烂仔”，更是一个财大气粗的经济霸权，并且认为向经济利益叩首，也是向专政屈服，两者不可或分。上一代香港人的恐共，是厌恶政治的上纲上线，希望和谐稳定生活至上，更加相信，香港要繁荣稳定和有经济价值，北京才会三思对香港的方针，不敢胡乱扭曲这个城市的基石。
我们都是在两代香港人当中的夹缝长大，明白两代人的信念当中有一定的依据。上一代见识过文革和八九、“六‧四”的疯狂，认为北京为了统治威信，会不惜连生金蛋的鹅也一并宰掉。新生代则对经济繁荣没有半点留恋，因为他们从来都不认为自己在香港经济进步得到半点好处。
香港人最担心，是管治在北京统治的扭曲下，渐渐沦落到野蛮的水平。跟我讨论时局的朋友，出生于大陆，三岁时来香港；八十年代，他仍然经常回乡探亲，但在他眼中，今天大陆是充满欺诈和权力至上的社会。对他来说，大陆的种种不是，源于中共的极权统治，破坏了一切人伦道德，令社会倒退。
我们几个朋友，都是心理学爱好者，讨论至此，少不免也回到传统心理学的框架。
人伦和道德，就是佛诺依德讲的超我，也就是那个可以让人以客观第三身的角度，去审视判断自己的行为。极权社会的道德沦亡，因为统治者以尝试政治压抑超我，但空洞的政治，却不能够真正填补超我的空档；反而是那个纯粹追求自我满足的本我，取替了超我的道德标准，人也变得没有羞耻心，没有罪咎感。
极权社会，道德究竟可以有多大的退到？我认识一位逃离北朝鲜的脱北者，从她的描述，我见识到极权主义的洗脑有多厉害。据说，在北朝鲜的教育，学生要不断重复统治者的宣言，可是心底里，许多人其实知道，宣言只是包装统治者的既得利益，但又惧怕于被统治者迫害，所以都只是口头上的忠诚。极权统治者的宣言和行为，一方面要陈义到天高，说穿了还是保护自身统治权威，所以难免有逻辑犯爻；就算被迫害者搬出统治的权威话语作护身符，最终还是最会攀附权势搬弄是非的人所加害。
社会要建立在自然自发的人伦道德。假如我们不信中共，就更加要建立亲朋之间的信任。话说，我认识我那位脱北者，就是因为看了一套荷里活的爱情片，让她醒觉到，人与人之间，原来除了政治，还有爱。极权可以破坏人伦道德，但回到最基本的爱，也可以让我们冲破极权统治。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