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0月5日讯】金紫荆。香港最具政治意义的广场。
背对着十一早晨正在升起的五星旗，一群身着短衣短裤夏装的年轻香港学子，双手交叉高举过头顶，沉默地伫立着。当《义勇军进行曲》在他们身后奏响时，人群中17岁的黄之锋说：“它告诉你，’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但我们受的待遇和奴隶有何不同？”
天安门。同一个早晨，北京已入初秋。
作为观旗仪式的一个环节，一万只被放飞的鸽子，掠过了北京照旧不灰不白的天空。这些鸽子承负着象征“和平”的意涵，但放飞前却都经过严格的反恐检查（甚至被验肛）。 ——在这里，没有人（生物）是被完全信任的。
广场上据称有12万人。没有准确数据核实，但据信，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清楚，此时在香港正在发生什么。
“天安门广场上有人哭了”，中共官方报导这样说：他们被眼前“建国65年爱国主义教育”感动了。
“可你的祖国祇有65岁吗？”一位54岁的中国经济学家问道，“5000年的中国，那以前是什么？”
夏业良，北大经济学院前教授。当他作出上述的发问时，已身在美国纽约，身份是美国智囊机构“加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去年，他所任职的那间中国顶尖高校，以及官方媒体《环球时报》，都对他展示出极不友好的态度。当他最终不得不将脚步迈出国境线的那一刻，他觉得，这一切可能是和自己的言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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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好好的，占什么中？”
事件与人物，总是在时空中多轨交织着。
九月末的最后两天，香港“占中”了。
但占中宣布启动的那一刻，黄之锋不在现场。几十个小时前，因为率其他学生冲入政府总部外的“公民广场”（他们认为这里原本就是公众空间），黄之锋被警方架起四肢，从广场上强行抬走。
他的胳膊上带有血痕、标志性的粗大黑框眼镜不翼而飞——这也让外界很少有机会的，“完整”看见这个少年的面庞。 ——17岁，他还真的很年轻。
很多学子与家长是为要求释放黄之锋而走上街的。电视上嘈杂的画面显示，他们遭到警方“兜面”喷洒胡椒喷雾。
更多人，为了声援被暴力对待的声援者走出来了。
当香港的防暴警察对人群释放第一颗催泪弹的时候，黄之锋仍然被关押着，无法现场目睹香港这十七年来最罕见的一幕。 ——港警从1997年后从未对本港示威者使用过催泪弹。
毫无防备的人群在刺辣的浓烟中奔突四散。一名刚刚毕业的李姓大学生哭着问：“我们做了什么？他们要这么对我们？”
不是没有恐慌，但每一次浓烟散却后，人群就像被打散的水银一样，又默默地回到原处凝为一体。
不久又是一轮催泪弹。再奔逃。随后又回到原地。
一共87枚催泪弹，人却越来越多了。
当天在大陆门户网欲言又止的报导中，“占中”两个字没有前因后果地存在着。
有网民茫然地留言问：“什么是占中？”
有人回答：“就是占领中国呀！”
随后被人纠正：“是占领中环，不懂别乱说好不好？”
可问题又来了：“好好的，占什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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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墙角
9月30号，又戴上黑框眼镜的黄之锋出现在香港铜锣湾街头（是重新买了一副吗）。他刚刚被释放不到30小时，人群像欢迎一位流行歌星一样，给予这位瘦小的少年热情的欢呼。
他刚获得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批准的人身保护令。法官认为，警方拘留时间不合理地长（约46小时），下令立即将他释放。
“为什么要占中？”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曾问过这个走在政改抗争最前线的高中生。
“政治改革是一切问题的核心，”黄之锋说，“所有人都知道，在中共统治下，不可能最终争取到真正普选的权利。”
为2017年的香港争取一个不存在筛选的真正普选，是这次“占中”起初最重要的诉求。
但能促使人们走出来的现实原因不仅仅如此。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政治层面值得关注，但同样不能忽略香港长期存在的社会、经济、心理、文化等诸多挑战。
展开来谈，每一项都足以形成一份长篇论文。但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感受最直观，概括起来四个字足矣：“香港变了”。
“英国以前是在这里经营’小店’，不过分抬举开店的人”。但“顾客”能享受到的是“小店”里成色不错的公民社会。 “而现在的政府，是要在这里开一个Mall。……Mall的董事局内斗，中间只允许一些’花瓶代表’存在。”
至于以前的“顾客”？ ——现在“你是股东吗？你消费得起吗？消费不起根本不算’买票入场’，那就是……暴民嘛！连顾客也不是了。”
“至于法官……那不是我们的保安吗？谁给你的口粮啊？”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辩论学会首席顾问萧少滔在博客中，这么形容“一国两制”下越来越“北”的港府。
但香港民众的思想“北迁”并没那么快。 “香港是一个有着法治传统，有着自由理念的社会。虽然1997年以后，英国对香港的影响大大降低了，但整个西方社会架构对香港的影响还在，”夏业良说，“这个社会培养的年轻人，在思维方式上，就避免了中共洗脑式教育的影响。香港的学生，能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不过，在今年6月中共对港《白皮书》中，赫然把“法官和司法人员”列为“治港者”。业界强烈反弹，“要把法官变保安吗？”
香港大律师公会反驳白皮书，认为它发出的错误信息，可能会令人误解“香港的法庭是政府的附庸机器，法官和政府’配合’。”
港人的不满，从今年《白皮书》发布开始升温，在随后一个又一个冲突中孵化。
9月30号，香港金钟、中环、铜锣湾、旺角等多个地区，约13万人加入了“占中行动”。
“多少次/ 迎着冷眼与嘲笑/ 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一只只高举着的手机屏幕汇亮了街道，人群中一度又一度传来这歌声。
如果未来法庭和政府“合奏”，黄之锋们还能在人身保护令的作用下站在这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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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性
“遗忘”和“人性”，有时候无关，有时候又有关。
9月28号凌晨，一名集会者Adrian Wan从金钟搭的士回家。司机向他询问集会上发生了什么，听着听着，司机一言不发把车停在路边，哭了起来。
“面前这个黑实、粗口横飞、老迈的夜更的士机，在我这个陌生人面前，老泪縰横。说着他父母与他们的父母，当年就是为着逃离专制政权而来到香港，叮嘱我们这一代，绝不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重回魔掌。”Adrian Wan说，“他告诉我，他没有读太多的书，政治的事、社会的事他不懂。不过当他在电视上，看见学生的执著、看见他们的秩序，看见小伙子面对强权的不低头、不认命的态度，他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就这样，我们两个男人在车上都哭了出来。”
这名司机拒绝收车费，还掏出500块交给对面的陌生乘客，让他下次去广场时给学生们买些补给。这可能是他一天营业所得。
“别推唐！”司机说。
较之于大陆，港人比较不擅于遗忘。每年六四的维园晚会，老年人来了，中年人和青年人来了，戴着厚重眼镜的小学生也牵着妈妈的手来了。
北京呢？今年六四当天，CNN驻华记者David McKenzie和摄影师走入了北大。这里被视为中国近代自由思想的发源地。
“今天是什么日子？”三四个被McKenzie问到这一问题的北大学生面面相觑：“今天是什么日子……国家节日？”
“现在在中国大陆，在高校里进行严格的清洗，”北大前教授夏业良说，“对有’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教师和学生进行严格的打压。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我在北大讲课基本上一直是按照现在的方向去讲的，过去大部分学生赞同、甚至非常乐意听到。但是最近这几年，有学生就会向上举报，认为我这课对他们’思想有毒害’。另外学生里也有’信息员’，等于是拿官方津贴的特务。”
异议，思想，抗争，政治。这些词是褒义、贬义或中性词？北京和香港的学生应该有不同的答案。
“我知道六四。”在CNN记者访问的最后，终于有一名年轻的女学生表示，她对这场屠杀有所记忆，“在中国，我们知道这件事发生过。”
她不自觉地后退了两步，和这位西方面孔的记者保持一定距离，接着说：“但是在中国，人民很宽容。”
“时代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学生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差异。”夏业良说。
八九学运领袖之一项小吉则直接说：“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
不少西方观察家把香港正在发生的占中，比作25年前的六四。夏业良则认为不尽然。
“今天西方政府对香港事件的态度，不像当年那么积极，都保持距离、说话都是非常客观理性，里面暗含着一些支持的因素。可就这样还没有公开表明态度，就已经被中共官方说成是’西方反华势力’操控。”
从行动的规模，到今天的世界格局，都已与25年不同。不变的是，走在活动前锋的，仍然是学生。
香港亲北京的媒体没有太多口实，可以攻击几名出面率较高的学生领袖，“反华势力”实在难以有证据挂钩。黄之锋的学业成绩，就成了几家媒体钻研的对象。不过他们没有提及，黄之锋自幼就有读写障碍，今天能在人前侃侃表达观点本身已属不易。去年，他曾获老师提名、最终在133名候选人中获颁“司徒华教育基金会-好学生”荣誉。
“好学生，是用学生的身份，于社会上承担责任。”黄之锋说。
曾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的李柱铭则感慨今天的“学生仔”：“他们认为民主对香港有益，对中国的未来也有益。所以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牺牲个人的舒适，来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子孙孙作出争取。”
而中国的学子呢？曾在八九学运时期代表高校对话团，直接与中共高层对话的项小吉说：〝我觉得新的这一代人，他们对中国未来的专制的打破是一种必然趋势。尽管从表面看，他们似乎物欲很强，对国家的一些事情似乎表现的漠不关心，但我相信，信息时代给年轻人会带来一些新的思维。让他们能够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所以不会沉湎于或者是轻信政府某种专制的宣传。〞
这究竟是期望，还是现实？ ——10月1号晚上，在纽约时代广场霓虹闪烁的街口，我仍在思考这个问题。
数百名香港留学生及移民，正在这里举办活动声援香港的“雨伞行动”。现场没有扩音器，除了他们高唱“海阔天空”以及高喊“梁振英下台”时，未挤入内圈的我几乎听不见声援者的发言。
“我们没来得及申请使用扩音器材，”一名年轻的学生向我们解释道，“对不起，对不起啊。”
在他准备转身而过时，我突然想起，并向他问道，“今天有大陆民众来声援吗？”
这位大约20岁刚出头的年轻男生突然笑了，他腼腆地说：
“我就是大陆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