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0月5日訊】金紫荊。香港最具政治意義的廣場。
背對著十一早晨正在升起的五星旗，一群身著短衣短褲夏裝的年輕香港學子，雙手交叉高舉過頭頂，沉默地佇立著。當《義勇軍進行曲》在他們身後奏響時，人群中17歲的黃之鋒說：“它告訴你，’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但我們受的待遇和奴隸有何不同？”
天安門。同一個早晨，北京已入初秋。
作為觀旗儀式的一個環節，一萬隻被放飛的鴿子，掠過了北京照舊不灰不白的天空。這些鴿子承負著象徵“和平”的意涵，但放飛前卻都經過嚴格的反恐檢查（甚至被驗肛）。 ——在這裡，沒有人（生物）是被完全信任的。
廣場上據稱有12萬人。沒有準確數據核實，但據信，他們中大多數人並不清楚，此時在香港正在發生什麼。
“天安門廣場上有人哭了”，中共官方報導這樣說：他們被眼前“建國65年愛國主義教育”感動了。
“可你的祖國祇有65歲嗎？”一位54歲的中國經濟學家問道，“5000年的中國，那以前是什麼？”
夏業良，北大經濟學院前教授。當他作出上述的發問時，已身在美國紐約，身份是美國智囊機構“加圖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員。
去年，他所任職的那間中國頂尖高校，以及官方媒體《環球時報》，都對他展示出極不友好的態度。當他最終不得不將腳步邁出國境線的那一刻，他覺得，這一切可能是和自己的言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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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好好的，佔什麼中？”
事件與人物，總是在時空中多軌交織著。
九月末的最後兩天，香港“佔中”了。
但佔中宣布啟動的那一刻，黃之鋒不在現場。幾十個小時前，因為率其他學生衝入政府總部外的“公民廣場”（他們認為這裡原本就是公眾空間），黃之鋒被警方架起四肢，從廣場上強行抬走。
他的胳膊上帶有血痕、標誌性的粗大黑框眼鏡不翼而飛——這也讓外界很少有機會的，“完整”看見這個少年的面龐。 ——17歲，他還真的很年輕。
很多學子與家長是為要求釋放黃之鋒而走上街的。電視上嘈雜的畫面顯示，他們遭到警方“兜面”噴灑胡椒噴霧。
更多人，為了聲援被暴力對待的聲援者走出來了。
當香港的防暴警察對人群釋放第一顆催淚彈的時候，黃之鋒仍然被關押著，無法現場目睹香港這十七年來最罕見的一幕。 ——港警從1997年後從未對本港示威者使用過催淚彈。
毫無防備的人群在刺辣的濃煙中奔突四散。一名剛剛畢業的李姓大學生哭著問：“我們做了什麼？他們要這麼對我們？”
不是沒有恐慌，但每一次濃煙散卻後，人群就像被打散的水銀一樣，又默默地回到原處凝為一體。
不久又是一輪催淚彈。再奔逃。隨後又回到原地。
一共87枚催淚彈，人卻越來越多了。
當天在大陸門戶網欲言又止的報導中，“佔中”兩個字沒有前因後果地存在著。
有網民茫然地留言問：“什麼是佔中？”
有人回答：“就是佔領中國呀！”
隨後被人糾正：“是佔領中環，不懂別亂說好不好？”
可問題又來了：“好好的，佔什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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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牆角
9月30號，又戴上黑框眼鏡的黃之鋒出現在香港銅鑼灣街頭（是重新買了一副嗎）。他剛剛被釋放不到30小時，人群像歡迎一位流行歌星一樣，給予這位瘦小的少年熱情的歡呼。
他剛獲得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批准的人身保護令。法官認為，警方拘留時間不合理地長（約46小時），下令立即將他釋放。
“為什麼要佔中？”這個問題，很多人都曾問過這個走在政改抗爭最前線的高中生。
“政治改革是一切問題的核心，”黃之鋒說，“所有人都知道，在中共統治下，不可能最終爭取到真正普選的權利。”
為2017年的香港爭取一個不存在篩選的真正普選，是這次“佔中”起初最重要的訴求。
但能促使人們走出來的現實原因不僅僅如此。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說，政治層面值得關注，但同樣不能忽略香港長期存在的社會、經濟、心理、文化等諸多挑戰。
展開來談，每一項都足以形成一份長篇論文。但居住在這裡的居民感受最直觀，概括起來四個字足矣：“香港變了”。
“英國以前是在這裡經營’小店’，不過分抬舉開店的人”。但“顧客”能享受到的是“小店”裡成色不錯的公民社會。 “而現在的政府，是要在這裡開一個Mall。……Mall的董事局內鬥，中間只允許一些’花瓶代表’存在。”
至於以前的“顧客”？ ——現在“你是股東嗎？你消費得起嗎？消費不起根本不算’買票入場’，那就是……暴民嘛！連顧客也不是了。”
“至於法官……那不是我們的保安嗎？誰給你的口糧啊？”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辯論學會首席顧問蕭少滔在博客中，這麼形容“一國兩制”下越來越“北”的港府。
但香港民眾的思想“北遷”並沒那麼快。 “香港是一個有著法治傳統，有著自由理念的社會。雖然1997年以後，英國對香港的影響大大降低了，但整個西方社會架構對香港的影響還在，”夏業良說，“這個社會培養的年輕人，在思維方式上，就避免了中共洗腦式教育的影響。香港的學生，能夠有比較清醒的認識。”
不過，在今年6月中共對港《白皮書》中，赫然把“法官和司法人員”列為“治港者”。業界強烈反彈，“要把法官變保安嗎？”
香港大律師公會反駁白皮書，認為它發出的錯誤信息，可能會令人誤解“香港的法庭是政府的附庸機器，法官和政府’配合’。”
港人的不滿，從今年《白皮書》發布開始升溫，在隨後一個又一個衝突中孵化。
9月30號，香港金鐘、中環、銅鑼灣、旺角等多個地區，約13萬人加入了“佔中行動”。
“多少次/ 迎著冷眼與嘲笑/ 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 一隻只高舉著的手機屏幕匯亮了街道，人群中一度又一度傳來這歌聲。
如果未來法庭和政府“合奏”，黃之鋒們還能在人身保護令的作用下站在這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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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性
“遺忘”和“人性”，有時候無關，有時候又有關。
9月28號凌晨，一名集會者Adrian Wan從金鐘搭的士回家。司機向他詢問集會上發生了什麼，聽著聽著，司機一言不發把車停在路邊，哭了起來。
“面前這個黑實、粗口橫飛、老邁的夜更的士機，在我這個陌生人面前，老淚縰橫。說著他父母與他們的父母，當年就是為著逃離專制政權而來到香港，叮囑我們這一代，絶不可以讓我們的下一代重回魔掌。”Adrian Wan說，“他告訴我，他沒有讀太多的書，政治的事、社會的事他不懂。不過當他在電視上，看見學生的執著、看見他們的秩序，看見小伙子麵對強權的不低頭、不認命的態度，他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就這樣，我們兩個男人在車上都哭了出來。”
這名司機拒絕收車費，還掏出500塊交給對面的陌生乘客，讓他下次去廣場時給學生們買些補給。這可能是他一天營業所得。
“別推唐！”司機說。
較之於大陸，港人比較不擅於遺忘。每年六四的維園晚會，老年人來了，中年人和青年人來了，戴著厚重眼鏡的小學生也牽著媽媽的手來了。
北京呢？今年六四當天，CNN駐華記者David McKenzie和攝影師走入了北大。這裡被視為中國近代自由思想的發源地。
“今天是什麼日子？”三四個被McKenzie問到這一問題的北大學生面面相覷：“今天是什麼日子……國家節日？”
“現在在中國大陸，在高校裡進行嚴格的清洗，”北大前教授夏業良說，“對有’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思想的教師和學生進行嚴格的打壓。我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我在北大講課基本上一直是按照現在的方向去講的，過去大部分學生贊同、甚至非常樂意聽到。但是最近這幾年，有學生就會向上舉報，認為我這課對他們’思想有毒害’。另外學生里也有’信息員’，等於是拿官方津貼的特務。”
異議，思想，抗爭，政治。這些詞是褒義、貶義或中性詞？北京和香港的學生應該有不同的答案。
“我知道六四。”在CNN記者訪問的最後，終於有一名年輕的女學生表示，她對這場屠殺有所記憶，“在中國，我們知道這件事發生過。”
她不自覺地後退了兩步，和這位西方面孔的記者保持一定距離，接著說：“但是在中國，人民很寬容。”
“時代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學生的想法發生了很大的差異。”夏業良說。
八九學運領袖之一項小吉則直接說：“忘記歷史意味著背叛。”
不少西方觀察家把香港正在發生的佔中，比作25年前的六四。夏業良則認為不盡然。
“今天西方政府對香港事件的態度，不像當年那麼積極，都保持距離、說話都是非常客觀理性，裡面暗含著一些支持的因素。可就這樣還沒有公開表明態度，就已經被中共官方說成是’西方反華勢力’操控。”
從行動的規模，到今天的世界格局，都已與25年不同。不變的是，走在活動前鋒的，仍然是學生。
香港親北京的媒體沒有太多口實，可以攻擊幾名出面率較高的學生領袖，“反華勢力”實在難以有證據掛鉤。黃之鋒的學業成績，就成了幾家媒體鑽研的對象。不過他們沒有提及，黃之鋒自幼就有讀寫障礙，今天能在人前侃侃表達觀點本身已屬不易。去年，他曾獲老師提名、最終在133名候選人中獲頒“司徒華教育基金會-好學生”榮譽。
“好學生，是用學生的身份，於社會上承擔責任。”黃之鋒說。
曾擔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的李柱銘則感慨今天的“學生仔”：“他們認為民主對香港有益，對中國的未來也有益。所以他們願意犧牲自己的時間和精力，犧牲個人的舒適，來為自己和自己的子子孫孫作出爭取。”
而中國的學子呢？曾在八九學運時期代表高校對話團，直接與中共高層對話的項小吉說：〝我覺得新的這一代人，他們對中國未來的專制的打破是一種必然趨勢。儘管從表面看，他們似乎物慾很強，對國家的一些事情似乎表現的漠不關心，但我相信，信息時代給年輕人會帶來一些新的思維。讓他們能夠聽到各種不同的聲音，所以不會沉湎於或者是輕信政府某種專制的宣傳。〞
這究竟是期望，還是現實？ ——10月1號晚上，在紐約時代廣場霓虹閃爍的街口，我仍在思考這個問題。
數百名香港留學生及移民，正在這裡舉辦活動聲援香港的“雨傘行動”。現場沒有擴音器，除了他們高唱“海闊天空”以及高喊“梁振英下台”時，未擠入內圈的我幾乎聽不見聲援者的發言。
“我們沒來得及申請使用擴音器材，”一名年輕的學生向我們解釋道，“對不起，對不起啊。”
在他準備轉身而過時，我突然想起，並向他問道，“今天有大陸民眾來聲援嗎？”
這位大約20歲剛出頭的年輕男生突然笑了，他靦腆地說：
“我就是大陸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