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志》中一直被司马懿、华歆等辈评为“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的诸葛亮，或许因为“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而不配称为一个胆略过人的雄杰家，甚至因为不懂《左传》中最浅显的道理——“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终遗“谯周一言以亡蜀”之大祸，而不配称为一个“智虑无方的术家”。但是诸葛亮却是善于著述的文章家、道艺深明的儒学家、应对捷疾的口辩家。
尤其是孔明先生的辩才，堪称独超众类，比肩苏、张，在同一时期无人能出其右。“铁腕治蜀”和“纵横捭阖”形成了他赖以飞翔的双翼，使他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战争之海中总能浮沉自如，游刃有余。辩才作为实现谋略的重要手段，在诸葛亮畅言《隆中对》、力促孙刘联盟与及回书斥王朗的佳作《正议》中一再地被加以运用、发挥，其高度的艺术性、思想性和屡试不爽的功效性不由人不击节喝彩。
一， 诸葛亮赖以“舌战群儒”的十条金科玉律
抛却《三国演义》这部“姜尚渭水钓文王”的自我炒作之书不谈，单观《三国志》及《魏略》两部书，就不难发现诸葛亮言谈之奥妙。他具体的“作战”方式是：与有智慧的人物说话，要见闻广博；与见闻广博的人说话，要圆通善辩；同善辩的人说话，要提纲挈领；同自矜高贵的人说话，要凭借自身背景或理想信念，不卑不亢；同富足的人说话，要境界高远，言辞豪迈，摒弃世俗；同捉襟见肘、穷困潦倒或职位低下的人说话，要动之以利；同好战之人说话，要彬彬有礼；与勇武之人说话，要豪胆果断；与愚钝、不开化之人说话，须锋芒毕露。与身居高位的人说话，必须谈奇特的事来打动他。
这十条金科玉律，其实早在《鬼谷子-权篇-第九》中已有所录，原话为：“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
但是鬼谷子微言大义，只述大略，未尽详实。譬如对于文中“与富者言，依于高”的这个“高”字，资质低劣者未免会以为‘高’字仅仅代表高深玄奥的意思，那就犯了外交辞令中的大忌了。再如古人常说：“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尤其是在乱世之中，枭杰奸佞是最善于伪装的，哪能一眼便分得出对方是愚者、智者抑或勇者、贵者？连对方底细尚且不知，又如何依据鬼谷子的口诀出招？
孔明先生则不仅对该文中的“智”、“博”、“富”、“高”等10多个关键字做了全面而系统的解释，更对如何识别、判定这十类对手写下心得，载于《七略》。即：“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而观其变；三曰：资之以谋以观其识；四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以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以观其信。”运用此七种策略察人观物，不惟可以探知对方性格、品质、才情如何，甚至连他的社会关系、家庭背景、生平履历也都能了如指掌。
二，诸葛亮纵横捭阖的实战案例
孔明先生的第一次模拟演练，是在南阳草庐之中。他纵论天下大势，详略得当。这其中有规谏，譬如指出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告诫“此诚不可与争锋”；也有指引，譬如提到江东孙权，三世基业，“国险而民附”，“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谈及荆州，诸葛亮对其战略区位优势赞赏有加：“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所以荆州易主是早晚的事情。论及益州，诸葛亮更是神采飞扬，“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且“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最后诸葛亮对未来主人刘备的政治号召和御人之德作出评价：“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综上分析，曹操北占天时，孙权南借地利，刘备独据人和，只要再“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一旦时机成熟，“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无怪乎刘备听罢，“与亮情好日密。”
在他给刘备的申论《隆中对》里，没有一句空话套话，从头到尾都扣紧了两个字：霸业。这份宏论中的“实在劲”，在当时来看，除了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无人可比。
按理说儒家讲求的是“口不言利”，但孔明先生所言却句句离不开怎么教刘备获取“事功”，这不是因为他世俗鄙陋，恰恰是他懂得相时而动、因人设谋的道理。
试想一个“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的天下枭雄，要想“伸大义于天下”，最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是地盘。这个时候如果对如何攻城略地丝毫不提，大作官样文章，对穷困潦倒的刘备复有何益？诸葛亮如此言辞，正是对《鬼谷子》中“与贫者言，依于利”这一口诀的绝妙运用。
孔明先生的第二次亲身实战，始于刘备兵败长坂，待吴救援之际。他见到孙权之后，先是说了这样一句开场白：“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共争天下。”
仅仅一句话，就起到了三个作用，其一，不卑不亢的抹掉了刘备新败之后，狼狈不堪的窘态。其二，抬高孙权身价，间接道出张鲁、韩遂、马腾、刘璋等辈无法与其相比。其三，拉孙权下水。指出当今对江东基业威胁最大的就是曹操，不联刘抗曹则无以自存。
紧接着便开始向孙权确认信息：“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
诸葛亮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虽说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对“淮泗将领”掌控东吴军政，其核心要员程、黄、韩、蒋等人从不轻易妥协的状况有所了解，但毕竟只是风闻。所虑者，乃是万一孙权怀有异议，不能与“淮泗将领”同心同德，又或其年轻怯懦，魄力不如其兄，故此试探。
孙权佯装年轻气盛，出口驳道：“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诸葛亮何等机智，到此已知孙权决意抗曹，只是有些话迫于他根基不稳，不便明言，要借自己这客居江东的人来说出口，于是便毫无顾忌的说道：“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两句话又是“与富者言，依于高”这一口诀的浅用。目的有三，其一，美化刘备。其二，指桑骂槐，敲打“流亡北士”。其三，讨好周瑜、甘宁等淮泗将领。
孙权见诸葛亮竟能读得懂自己外交辞令中的潜台词，自然心下大喜，遂顺着他的话语继续敲打张昭、步骘、陆绩、虞翻等人，道：“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
至此，相信江东主降派的理论根基已被撼动，难持异议。
江东抗曹之心既定，鹰派已在气势上占了八成赢面，诸葛亮素知周瑜“文武筹略，万人之英”，手下能臣干吏又不胜枚举，远非己方可比，生怕其“吞刘抗曹”，而非“联刘抗曹”。于是极力彰显己方的战略构想和利用价值，娓娓道来：“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散，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
此段话不仅要言不烦，而且句句切合“与贵者言，依于势”的要义，听得孙权拍手称快，周瑜的战略构想也从先前的“吞刘抗曹”暂时变为“联刘抗曹”。
关于孔明先生的口技，最出彩的还是回书骂王朗一事。魏国大司徒王朗劝降许靖不成，又来撺掇诸葛亮背反蜀汉。
诸葛亮遂拟写《正议》，训斥王朗，严正的表明自己的立场：“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这段寥寥数百字的檄文，正是罗贯中塑造“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这一文学掌故的原料。在演义中，诸葛亮对王朗“顺潮流，识时务”的“高论”嗤之以鼻，并以逆子二臣反唇相讥，痛斥王朗违背人伦臣纲，疾言厉色，穷追猛打，如秋风扫落叶。王朗愧愤难当，竟倒撞马下，被活活气死。
事实上，无论是史实还是演义，都从侧面凸显了诸葛亮对“与愚者言，依于锐”这一口诀的驾轻就熟。
三．诸葛辩才，雄视四方。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
孔明先生率先垂范，以身作教，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外交舞台上，一个明智的宰相对外应该“诈信并用”，不独偏执于‘利义之辩’。也就是说在一切涉外活动中，必须把“为本集团攫取最大利益”作为最高原则，而不能为毫无意义的“蜗角虚名”所累。此外，与不同的人物谈话应该运用不同的作战方式，不能千篇一律，给人以呆板僵滞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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