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84》所描绘的世相，王小波有这样的感言：“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G.Orwell）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
在大陆生活过的人，尤其是经历过文革那段恐怖岁月的人不会忘记，为捍卫中共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保卫国家领导人，在思想和行为上，几乎人人都扮演着特务的角色。
1960年代末，笔者念小学时，本校高年级有个男生无意识的在作业本纸的背面写了“打到”二字，恰巧和之前在该页的正面写的“毛主席”重合，被同桌发现后举报，惨遭批斗、折磨，任人辱骂，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
还有更惨的。也是这个时期，有个周日，邻居家改善生活，小弟弟奉父母之命，高兴地喊哥哥回家吃晚饭：哥——快回家——吃鳞刀鱼（方言。学名叫带鱼）。哥哥回应吐词不清：等一会儿就回家吃鳞刀鱼！被玩伴误听为“林彪鱼”而向学校“报告”，校方硬是给其扣上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的“反动分子”的大帽子，游街示众。这种人为造成的劫难，扭曲了受害者幼小的心灵，也给其蒙上了难以磨灭的痛苦阴影，或产生仇恨心理，或逆来顺受，使其无法正常成长。
专制体制下，不计其数的专职特务，以及被利用的所谓“觉悟性高”（党话）的举报者（其实是被洗脑后是非不清，自觉不自觉的充当中共特务），构成了庞大的特务群，使人人为近敌，相互监视、揭发。
最致命的是，饱受其害，还不醒悟。犹如《1984》描述：“‘是谁揭发你的？’温斯顿问道。‘我的小女儿’帕森斯回答，语调有些伤感，但也有些自豪，‘她通过钥匙孔听到了我的梦话（笔者按，‘打到老大哥！’），第二天就向巡逻队报告了。一个才七岁的小姑娘，够聪明伶俐的，是不是？我一点儿都不恨她。相反，我为她感到骄傲。这说明我对她的教育非常正确。’”
一个被拘捕关押，已经失去人身自由，且生死未卜，正忐忑不安的所谓“思想犯”，竟然糊涂到如此程度，实在令人费解。而酿成这种悲剧的凶手，就是竭力教化人们“在栗树隐蔽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的可敬、慈爱的“老大哥”。
在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于1999年7月20日，发起打压法轮功前，已经在全国各地部署特务，秘密在法轮功学员中卧底。
据说，一位中年女特务到一个法轮功学习小组（学员自发组织的学习交流地点，一般都是民宅）参加学习，手里也拿着一本法轮功书籍，大家一齐通读时，她却总是东张西望，以便记下每一张脸和观察谁是领头的。可是，有一天凑巧来了一位认识她的法轮功学员，知道其身份。这位学员的父亲离休前是女特务的上司。过后，女特务问这位学员：这家主人就是头？学员回答：法轮功没有组织哪来的头，人家只是提供个场地，大家和你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有花名册。女特务听后很尴尬，从此消失。
随着电信、网路的迅速发展和普遍应用，先进的“电子特务”应运而生，从而扩大了中共特务队伍，使之全面覆盖，几乎无空白点，且形影不离。每个人身上携带的手机，不觉中成为监听器、定位器被有效监听、定位。甚或你口袋里的身份证上的晶片，在100米左右范围内，也能被特殊仪器准确定位。
有报导说，维权人士胡佳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公安部国内安保局人员曾引用他一个小时前的微信讯息来询问他的友人，证实中国内部事实上可及时监控微信聊天内容。
难怪当下，常常有人突然遭绑架，却一时莫名其妙。这正是中共不自信，害怕被颠覆使然，也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无赖、流氓行径。
建议大陆网民：重要事情不要在电话、微信等上交谈，即使面对面，手机要卸下电池，座机拔下联机，不给特务可乘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