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1984》所描繪的世相，王小波有這樣的感言：「1980年，我在大學裏讀到了喬治•奧威爾（G.Orwell）的《1984》，這是一個終身難忘的經歷。…..對我來說，它已經不是烏托邦，而是歷史了。」
在大陸生活過的人，尤其是經歷過文革那段恐怖歲月的人不會忘記，為捍衛中共的所謂「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保衛國家領導人，在思想和行為上，幾乎人人都扮演著特務的角色。
1960年代末，筆者念小學時，本校高年級有個男生無意識的在作業本紙的背面寫了「打到」二字，恰巧和之前在該頁的正面寫的「毛主席」重合，被同桌發現後舉報，慘遭批鬥、折磨，任人辱駡，從此，再也抬不起頭來。
還有更慘的。也是這個時期，有個周日，鄰居家改善生活，小弟弟奉父母之命，高興地喊哥哥回家吃晚飯：哥——快回家——吃鱗刀魚（方言。學名叫帶魚）。哥哥回應吐詞不清：等一會兒就回家吃鱗刀魚！被玩伴誤聽為「林彪魚」而向學校「報告」，校方硬是給其扣上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林副主席的「反動分子」的大帽子，遊街示眾。這種人為造成的劫難，扭曲了受害者幼小的心靈，也給其蒙上了難以磨滅的痛苦陰影，或產生仇恨心理，或逆來順受，使其無法正常成長。
專制體制下，不計其數的專職特務，以及被利用的所謂「覺悟性高」（黨話）的舉報者（其實是被洗腦後是非不清，自覺不自覺的充當中共特務），構成了龐大的特務群，使人人為近敵，相互監視、揭發。
最致命的是，飽受其害，還不醒悟。猶如《1984》描述：「‘是誰揭發你的？’溫斯頓問道。‘我的小女兒’帕森斯回答，語調有些傷感，但也有些自豪，‘她通過鑰匙孔聽到了我的夢話（筆者按，‘打到老大哥！’），第二天就向巡邏隊報告了。一個才七歲的小姑娘，夠聰明伶俐的，是不是？我一點兒都不恨她。相反，我為她感到驕傲。這說明我對她的教育非常正確。’」
一個被拘捕關押，已經失去人身自由，且生死未卜，正忐忑不安的所謂「思想犯」，竟然糊塗到如此程度，實在令人費解。而釀成這種悲劇的兇手，就是竭力教化人們「在栗樹隱蔽下，我出賣了你，你出賣了我——」的可敬、慈愛的「老大哥」。
在前中共黨魁江澤民於1999年7月20日，發起打壓法輪功前，已經在全國各地部署特務，秘密在法輪功學員中臥底。
據說，一位中年女特務到一個法輪功學習小組（學員自發組織的學習交流地點，一般都是民宅）參加學習，手裏也拿著一本法輪功書籍，大家一齊通讀時，她卻總是東張西望，以便記下每一張臉和觀察誰是領頭的。可是，有一天湊巧來了一位認識她的法輪功學員，知道其身份。這位學員的父親離休前是女特務的上司。過後，女特務問這位學員：這家主人就是頭？學員回答：法輪功沒有組織哪來的頭，人家只是提供個場地，大家和你一樣，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沒有花名冊。女特務聽後很尷尬，從此消失。
隨著電信、網路的迅速發展和普遍應用，先進的「電子特務」應運而生，從而擴大了中共特務隊伍，使之全面覆蓋，幾乎無空白點，且形影不離。每個人身上攜帶的手機，不覺中成為監聽器、定位器被有效監聽、定位。甚或你口袋裏的身份證上的晶片，在100米左右範圍內，也能被特殊儀器準確定位。
有報導說，維權人士胡佳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中國公安部國內安保局人員曾引用他一個小時前的微信訊息來詢問他的友人，證實中國內部事實上可及時監控微信聊天內容。
難怪當下，常常有人突然遭綁架，卻一時莫名其妙。這正是中共不自信，害怕被顛覆使然，也是一種嚴重侵犯人權的無賴、流氓行徑。
建議大陸網民：重要事情不要在電話、微信等上交談，即使面對面，手機要卸下電池，座機拔下聯機，不給特務可乘之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