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香港发生一件流浪狗事件，致使香港市民群情激愤。这只流浪狗误闯地铁路轨，无法自己跳上月台，地铁因此一度停驶，港铁公司职员试图营救但没有成功，其他乘客自告奋勇要跳下月台搭救流浪狗，但受限于安全条例，在场职员不能同意。后来，车务控制中心误以为它已经置身安全区，就下令地铁通过，结果导致流浪狗被辗死。
香港市民对这个结果非常愤怒。目前，已有超过十万人在网上联署要求港铁公司查处和道歉，更有许多市民到肇事现场献花和拉横额为流浪狗路祭，有的打着“贱视生命，虐待动物”的牌子表示抗议。根据香港法例《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任何人如残酷地打、踢、恶待、过度策骑、过度驱赶任何动物，或因胡乱或不合理地作出或不作出某种作为，导致任何动物受到不必要痛苦，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可罚款20万元及监禁3年。
这一个案令大陆媒体和民众都难以理解，不过是一条没有主人的流浪狗而已，辗死就辗死了，又不是故意为之，何必大惊小怪呢。甘地圣雄有一句语录：“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看它怎样对待动物。”
记得2006年正是狗年，云南发生狂犬病，政府下令满街打狗，格杀勿论。同一年，并无发现狂犬病的北京也开始全城突击打狗，原因仅仅是某位领导人偶尔晚间出巡，见首都有不少流浪狗，就动了杀机。北京市政府马上召开“打狗会议”，规定年尾突击整治狗患，警方可入屋查狗，而无需搜查证。如果某只狗没有作登记的话，可以果断处理。怎么处理呢？试想，连忘记带“暂住证”的大学生孙志刚都可以被活活打死，那些没有身份证的狗又怎能幸免于难？
再说，这世界喜欢爱吃狗肉的只有中国和韩国，而中国南方还一句话叫“夏至狗，没处走”，广西玉林的“荔枝狗肉节”，夏至这天要杀掉上万条狗。中国狗只配和大蒜老姜料酒酱油为伍，难逃被烹煮吃掉的命运，这可能和它的文化遗传有关。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傅斯年，一九一九年在《新青年》发表杂文《中国狗和中国人》，指出中国狗比外国狗聪明，有时嗅觉更灵敏，但缺乏责任心和使命感。要它尽责时，它却常去争野食、和母狗吊膀子或者加入一群狗打架。傅斯年说，西洋狗的主人“常教狗做事，不专教它跑街”，而“中国狗满街走是没有‘生活’的”。他还写道：“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中国人没有责任心，也便没有生活；不负责任的活着，自然没有活着的生趣。”
由狗及人，傅斯年所写的，其实是在说中国的专制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格。民国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先贤已经敏锐发现问题症结所在，所以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全力推动公民教育。可惜，由于战乱和日本入侵，这一文化改造的进程被打断。到了中共建政，既没有公民教育，也不许有公民社会，由全能政府去决定一切，自然也没有法治可言。这个国家只有所谓爱党爱国的洗脑灌输，造就出无数的臣民和奴才。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格？
在《中国狗和中国人》这篇文章中，傅斯年先引述胡适的话说，美国大学犹太学生成绩最好，中国学生其次。“然而一经回国，所学的都向爪哇国去了；大概也是遇着了母狗，或者加入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所以，就把已经觉悟的使命丢掉了。”所以，傅斯年得出结论：“我以为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单独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而“团体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是过度的。斗狠起来过度；求的目的便在度之外，手段更是过度的。这可就中国历年的政争证明。”
傅斯年所写的，活生生就是中国臣民奴民和暴民刁民的人格混合。香港人争取真普选的奋勇抗争，就是身为现代公民拒绝做国家奴才的抗争。孔庆东骂香港人是狗，却不知香港狗却有着比国家奴才更高的尊严和基本权利。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