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香港發生一件流浪狗事件，致使香港市民群情激憤。這隻流浪狗誤闖地鐵路軌，無法自己跳上月台，地鐵因此一度停駛，港鐵公司職員試圖營救但沒有成功，其他乘客自告奮勇要跳下月台搭救流浪狗，但受限於安全條例，在場職員不能同意。後來，車務控制中心誤以為它已經置身安全區，就下令地鐵通過，結果導致流浪狗被輾死。
香港市民對這個結果非常憤怒。目前，已有超過十萬人在網上聯署要求港鐵公司查處和道歉，更有許多市民到肇事現場獻花和拉橫額為流浪狗路祭，有的打著「賤視生命，虐待動物」的牌子表示抗議。根據香港法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任何人如殘酷地打、踢、惡待、過度策騎、過度驅趕任何動物，或因胡亂或不合理地作出或不作出某種作為，導致任何動物受到不必要痛苦，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罰款20萬元及監禁3年。
這一個案令大陸媒體和民眾都難以理解，不過是一條沒有主人的流浪狗而已，輾死就輾死了，又不是故意為之，何必大驚小怪呢。甘地聖雄有一句語錄：「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看它怎樣對待動物。」
記得2006年正是狗年，雲南發生狂犬病，政府下令滿街打狗，格殺勿論。同一年，並無發現狂犬病的北京也開始全城突擊打狗，原因僅僅是某位領導人偶爾晚間出巡，見首都有不少流浪狗，就動了殺機。北京市政府馬上召開「打狗會議」，規定年尾突擊整治狗患，警方可入屋查狗，而無需搜查證。如果某隻狗沒有作登記的話，可以果斷處理。怎麼處理呢？試想，連忘記帶「暫住證」的大學生孫志剛都可以被活活打死，那些沒有身份證的狗又怎能倖免於難？
再說，這世界喜歡愛吃狗肉的只有中國和韓國，而中國南方還一句話叫「夏至狗，沒處走」，廣西玉林的「荔枝狗肉節」，夏至這天要殺掉上萬條狗。中國狗只配和大蒜老薑料酒醬油為伍，難逃被烹煮吃掉的命運，這可能和它的文化遺傳有關。
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傅斯年，一九一九年在《新青年》發表雜文《中國狗和中國人》，指出中國狗比外國狗聰明，有時嗅覺更靈敏，但缺乏責任心和使命感。要它盡責時，它卻常去爭野食、和母狗弔膀子或者加入一群狗打架。傅斯年說，西洋狗的主人「常教狗做事，不專教它跑街」，而「中國狗滿街走是沒有『生活』的」。他還寫道：「中國人在專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中國人沒有責任心，也便沒有生活；不負責任的活著，自然沒有活著的生趣。」
由狗及人，傅斯年所寫的，其實是在說中國的專制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格。民國時代的新文化運動先賢已經敏銳發現問題癥結所在，所以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等全力推動公民教育。可惜，由於戰亂和日本入侵，這一文化改造的進程被打斷。到了中共建政，既沒有公民教育，也不許有公民社會，由全能政府去決定一切，自然也沒有法治可言。這個國家只有所謂愛黨愛國的洗腦灌輸，造就出無數的臣民和奴才。那是一種什麼樣的人格？
在《中國狗和中國人》這篇文章中，傅斯年先引述胡適的話說，美國大學猶太學生成績最好，中國學生其次。「然而一經回國，所學的都向爪哇國去了；大概也是遇著了母狗，或者加入一群狗打架，或者爭食物，所以，就把已經覺悟的使命丟掉了。」所以，傅斯年得出結論：「我以為中國人的無責任心，真要算達於極點了。單獨的行動，百人中有九十九個是卑鄙的。」而「團體的行動，百人中有九十九是過度的。鬥狠起來過度；求的目的便在度之外，手段更是過度的。這可就中國歷年的政爭證明。」
傅斯年所寫的，活生生就是中國臣民奴民和暴民刁民的人格混合。香港人爭取真普選的奮勇抗爭，就是身為現代公民拒絕做國家奴才的抗爭。孔慶東罵香港人是狗，卻不知香港狗卻有著比國家奴才更高的尊嚴和基本權利。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