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资料显示，邓赵冲突并非始于“4.26”社论。
4月22日，在纪念胡耀邦的悼词问题上，邓对赵已经心存不满。邓小平不同意在悼词中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理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谁都不够格，我也不够格”。赵紫阳只好采取折衷的办法，加上了“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吴伟，442-443页），希望借此缓和党内外压力，又不致引起邓小平等元老的直接反对。但是，邓对这个做法非常不满。鲍彤亲眼看到，在胡耀邦追悼会那天，邓小平显出“非常恼火的样子”。
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不满，可能还要早。根据是，王任重审查小组在审查赵紫阳的“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行时，最感兴趣的是，关于赵的“不可告人的动机和个人野心的问题”。审查小组说，1988年以来国内外刮起一股“倒邓保赵”风，以逼邓下台，把权力全部交给赵；还说，赵紫阳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心目中复辟资本主义的理想人物，主张新权威主义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都把赵当作他们的新权威。审查小组认为，赵对1989年学潮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拒绝邓的主张，不是偶然的，属于这股风的呼应和配合（赵紫阳，72页）。
王任重审查小组对赵紫阳的这个“兴趣”当然不会是小组本身的兴趣，更不会是王任重本人的兴趣，而是当时中共元老的意思，甚至是邓小平的意思。在他们看来，赵反对“4.26”社论，向戈尔巴乔夫抛出邓的幕后作用及反对镇压，都是为了“倒邓”保自己。
“倒邓保赵”在88年年底，确曾在香港掀起一阵风潮。根据陈小雅对这个风潮的报导，1988年10月31日，香港《信报》发表了《大家长该退休了》，文称：目前，“祇有邓小平完全退休，才能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阻碍”，“才会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路线”；1988年11月，《解放》杂志发表《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称，中国经改的问题在于赵紫阳不拥有独裁权力等。
香港的这股“倒邓保赵”风潮，也在中共高层引发回响。李鹏在他《六四日记》中写道，5月4日，他去见姚依林，“依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场动乱是不是赵紫阳发动的，目的是打邓倒李保赵。他还提出疑问，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样高，是否也是赵紫阳发动的”。５月２６日，李鹏又写道，宋任穷指责学生“背后是有人在操纵”，暗指赵紫阳，余秋里则直指赵紫阳“是个阴谋家”。
毫无疑问，姚依林、宋任穷和余秋里的疑问，也是邓小平的疑问。邓小平是个疑心很重的人。笔者在纪念胡耀邦逝世25周年时写过“邓小平到底为何逼胡耀邦下台”，文中列举了几个事实，证明邓小平对胡耀邦劝他退休，疑心胡要取而代之。邓怀疑过胡，也会怀疑赵；邓曾试探过胡，当然也会试探赵。赵紫阳对邓小平的疑心，可能多少有所警惕，这也许能够解释赵为何作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对军队事务一直采取消极态度。
事实上，邓小平早有搞下赵紫阳之心。李鹏在5月28日的日记说：“丁关根对小平同志的想法比较了解。丁关根对我说，去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同志找邓小平同志，谈了赵紫阳的一些问题。小平同志当时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但由于影响太大，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李鹏还说：“关根同志讲的这一重大人事决策过程，陈云和先念同志也对我讲过类似的情况。陈云和先念同志连续几年冬季在上海休息，经过长期考察，他们先后向小平同志推荐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这就是说，更换总书记，邓小平早在六四之前就动了念头。
根据邓小平的堂而皇之的理由，赵紫阳下台，和胡耀邦下台一样，都是因为反自由化不力。不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两人都犯了共产党文化的大忌，都功高盖主，引起“主”的猜疑。所以，假如没有六四，邓小平也会把赵紫阳搞下台。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