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北京大学校庆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了北大。在与北大的师生座谈的时候，习近平突然提出：“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而是要办成‘第一个北大’。” 北大从来不缺马屁精，果不出其然，顺着习近平的腔调，北大哲学社会科学系教授叶朗，又加上了一句：“北大如果办成哈佛第二，一定不是好事，而是很危险的。”
习近平讲话的针对性十分明显，他是要在各个方面与国际主流的东西划清界线、背道而驰。不仅在政治制度上要与民主宪政流划清界线，在教育上也要与主张学术自由的国际主流教育精神划清界线。官方的《人民网》对此心领神会， 将“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作为主标题报导了习近平的这一次访问。不难想像，这一讲话精神，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新的指导方针。
我不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曾经提出过要将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也不曾考证他们在提出这一概念的时候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在北大、哈佛、牛津读过学位和曾经在剑桥执教十年的华人，我真诚地认为哈佛和剑桥应该成为北大学习目标，因为今天的北大与哈佛、剑桥所代表的世界一流学，实在有着太大的距离。
从个人的感情来讲，我从来都认为我是一个“北大人”。是北大的老师们给我奠定了在知识领域不断探索的基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是北大精神“复活”的年代，那时，北大的氛围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自由精神。在“六四”之后，北大遭受专制政治再一次阉割的时候，北大的老师和同学们仍然在默默地支持身处逆境的我。无论我漂泊在哪里，北大永远是我的精神家园。
等到我被迫流落到海外读书的时候，我发现，在中国极为稀少和宝贵的“北大精神”，尤其是锲而不舍地追求知识、奋不顾身地捍卫真理的精神，其实与哈佛、剑桥以及世界所有一流大学所提倡的精神并无二异。不同的是，北大所代表的民主、科学精神在中国始终受到权贵的压制，至今仍然只是一株在风雨中飘摇的的嫩芽。而在哈佛和剑桥，早已经成为任何力量都不可撼动的参天大树。
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我们坚持所有的人种在智商是并无区别，那么在近代和现代世界历史上，中国应该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概率产生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巨匠，也应该产生不少世界级的思想家。但是我们没有！这是中国近现代政治的失败、中国近现代文明的失败，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代表中国教育最高水平的北大的失败。
北大与世界一流学府的最大差距，就在于缺乏独立精神、缺乏自由风气、缺乏兼容并包。没有这个精神，很难培养出世界级的科学家、思想家，因为老师和学生们的创造性在这里被扼杀掉了。对那些坚持独立性的师生，中国政府则不仅要剥夺他们的精神，甚至还要禁锢或者消灭他们的肉体。北大无法与哈佛和剑桥相比，根子在执政者 。
如果中国人有志气，要将北大办得比哈佛和剑桥还要出色，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但是第一步需要“见贤思齐”，先将哈佛和剑桥的优点学到手。如果要问向哈佛和剑桥学什么，笔者倒是有现成的建议：第一，撤销所有强迫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政治课；第二，将意识形态警察从学校里赶出去、将秘密警察从学校里赶出去；第三，给老师开课的自由。这是学习哈佛和剑桥的起码的一步。
我相信，北大的老师和学生不会反对这些建议，但是这样一来，执政党便无法干涉学校事物了。正如“叶朗教授们”所说，在执政党看来，这样学习哈佛和剑桥的确“十分危险”。不过，这对于中国的科技进步和文明昌盛是没有危险的，它所危及的只是少数人对权利的垄断，它所阻止的只是政客们对科学精神的践踏。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