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北京大學校慶期間，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了北大。在與北大的師生座談的時候，習近平突然提出：「不要把北大辦成『第二個哈佛和劍橋』，而是要辦成『第一個北大』。」 北大從來不缺馬屁精，果不出其然，順著習近平的腔調，北大哲學社會科學系教授葉朗，又加上了一句：「北大如果辦成哈佛第二，一定不是好事，而是很危險的。」
習近平講話的針對性十分明顯，他是要在各個方面與國際主流的東西劃清界線、背道而馳。不僅在政治制度上要與民主憲政流劃清界線，在教育上也要與主張學術自由的國際主流教育精神劃清界線。官方的《人民網》對此心領神會， 將「不要把北大辦成『第二個哈佛和劍橋』」作為主標題報導了習近平的這一次訪問。不難想像，這一講話精神，將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一個新的指導方針。
我不知道是誰、在什麼時候曾經提出過要將北大辦成第二個哈佛和劍橋；也不曾考證他們在提出這一概念的時候真正的含義是什麼。但是，作為一個曾經在北大、哈佛、牛津讀過學位和曾經在劍橋執教十年的華人，我真誠地認為哈佛和劍橋應該成為北大學習目標，因為今天的北大與哈佛、劍橋所代表的世界一流學，實在有著太大的距離。
從個人的感情來講，我從來都認為我是一個「北大人」。是北大的老師們給我奠定了在知識領域不斷探索的基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是北大精神「復活」的年代，那時，北大的氛圍培養了我獨立思考的自由精神。在「六四」之後，北大遭受專制政治再一次閹割的時候，北大的老師和同學們仍然在默默地支持身處逆境的我。無論我漂泊在哪裡，北大永遠是我的精神家園。
等到我被迫流落到海外讀書的時候，我發現，在中國極為稀少和寶貴的「北大精神」，尤其是鍥而不捨地追求知識、奮不顧身地捍衛真理的精神，其實與哈佛、劍橋以及世界所有一流大學所提倡的精神並無二異。不同的是，北大所代表的民主、科學精神在中國始終受到權貴的壓制，至今仍然只是一株在風雨中飄搖的的嫩芽。而在哈佛和劍橋，早已經成為任何力量都不可撼動的參天大樹。
中國是一個大國，如果我們堅持所有的人種在智商是並無區別，那麼在近代和現代世界歷史上，中國應該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機率產生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那樣的科學巨匠，也應該產生不少世界級的思想家。但是我們沒有！這是中國近現代政治的失敗、中國近現代文明的失敗，也是中國近現代教育的失敗。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代表中國教育最高水平的北大的失敗。
北大與世界一流學府的最大差距，就在於缺乏獨立精神、缺乏自由風氣、缺乏兼容并包。沒有這個精神，很難培養出世界級的科學家、思想家，因為老師和學生們的創造性在這裡被扼殺掉了。對那些堅持獨立性的師生，中國政府則不僅要剝奪他們的精神，甚至還要禁錮或者消滅他們的肉體。北大無法與哈佛和劍橋相比，根子在執政者 。
如果中國人有志氣，要將北大辦得比哈佛和劍橋還要出色，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情。但是第一步需要「見賢思齊」，先將哈佛和劍橋的優點學到手。如果要問向哈佛和劍橋學什麼，筆者倒是有現成的建議：第一，撤銷所有強迫進行意識形態灌輸的政治課；第二，將意識形態警察從學校裡趕出去、將秘密警察從學校裡趕出去；第三，給老師開課的自由。這是學習哈佛和劍橋的起碼的一步。
我相信，北大的老師和學生不會反對這些建議，但是這樣一來，執政黨便無法干涉學校事物了。正如「葉朗教授們」所說，在執政黨看來，這樣學習哈佛和劍橋的確「十分危險」。不過，這對於中國的科技進步和文明昌盛是沒有危險的，它所危及的只是少數人對權利的壟斷，它所阻止的只是政客們對科學精神的踐踏。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