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也是六月。我在美国的三大媒体公司之一做事。那是一个多事之春。从年初开始，就是前中共领导人的去世，然后又是前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大陆……到了六月初的一天夜晚，多事之春终于被划上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和一个更大的问号。
我那时还是中国公民，第二天早上，便忙不迭地去找到我的老板：是非之地，呆不下去了，我要辞职，脚板抹油，走人。
不曾想，老板也正在找我。他说，在北京饭店里，有一个我们的澳洲摄像师和他的英籍录音助理，刚刚拍下一些很重要的材料。老板说，要我自己亲自去取，而不是派在我手下帮忙的20来个广播学院的实习生去。这对我来说，可就进退两难了。本来我是来辞职的，现在却被派了任务，而且显然是挺重要的任务：到这一天以前，我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次，需要自己去什么地方送取什么东西的。
我那时年轻，脑袋容易发热。这家公司对我很是不薄，80年代的中国，一天能付200美元，还是现钞。我想来想去，觉得不好在这个时候给人家掉链子，于是就答应了。但是，刚刚答应之后，就后悔了。因为老板说，“外面据说还算安全。”可我从他的语气中，能听出来他的这句话，还不如不说。外面显然不是那么安全。
我从我们办公的王府饭店，步行到了北京饭店。上午10点多钟，但街上很少有行人。偶尔能听到，有清脆的鞭炮般的声音，从各处传来。在长安街的转角处，我看到一些北京市民，捶胸顿足，低声怒骂。一个老者，被几个年轻人两边架着，疾步向协和医院奔去。据说他的嘴被枪弹从一边打入，又从另一边穿出。老者低着头，身体向前倾着，显然是万分痛苦。
到了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
我硬着头皮，向他们走去。
我的背包里，放着一盘刚刚启封的，全新的录像带，是为了换下我要取的那一盘有了素材的带子的。我面对这些执行公干的同胞们，心里尽量坦然地安慰自己说，我身上什么都没有，这带子上更是什么都没有。
一边想着，一边我已经与他们擦身而过，走到了大厅里。我只觉得，身后有很多眼睛在盯着我。但是，直到我走进电梯，看着电梯关了门，始终没有人喊我停下。
到了14楼，我找到了我们的摄像组的房间，上前敲门。只听里面一阵悉悉索索，半天才开门。原来两个老外以为是来抓他们的，先把摄像机从凉台上撤下来，藏到了床底下，然后还换上了睡衣，看上去俨然一对同志哥的样子，甚是可笑。见到是我，他们认识，松了一口气，立刻又把摄像机架回凉台，一边，摄像师把我带去的录像带装进机器，一边，录音师把我来取的那盘录像带交在了我的手上。
我乘电梯下楼，走到前庭。这一次，我的包里面放的，是有了内容的录像带。向大门口走去的时候，逆光，只觉得那门里门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动不动，明显是在盯着我向他们移动。那几十步，实在是我此生迈得最沉重，最漫长的步子。
当我走到那门口时，我终于可以看到那些人的脸孔。我只是感到，一种无声的压力，一种……愤怒。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我离开北京饭店，快步走回王府饭店。刚一到，编辑就把我带回的录像带拷贝出来。他们拷贝的时候，我有意躲得远远的，不想知道那上面是什么。这样，如果有问题，我可以一问三不知，一推二六五。当然，这只是我自己主观地在一厢情愿，或者叫自欺欺人。
我正在想着对老板说辞职的事情，突然，老板又让我把那盘录像带的拷贝送到首都机场去“放信鸽”。我没辙，只好又去了机场。我对自己的安慰还是，我对录像带上的内容，一点都没有概念。
“放信鸽”是美国电视的专业用语，意思是，到机场等地方把材料交给任何看上去可靠的旅客，给他/她一些酬劳，托他/她带到航班要去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卫星传播普及以前的古老做法。但是，北京这个时候的卫星传送早已被切断，只有回到这个办法了。
首都机场里人山人海，都是惶惶然急于离开北京的外国人。除了人多以外，还有一点让人毛骨悚然：诺大的机场大厅内，排队的，挤来挤去找地方的人们无数，但多数都是一言不发，面色焦急，凝重。与平时这里那种人声嘈杂喧嚣相比，这个时候，空气中竟凝固着一种令人几乎毛骨悚然的–寂静。偶尔有人小声说话，也是莫名其妙的谨慎，好像不愿对方听到似的。
我在去香港的航班队伍中，找到了一个40岁不到的，商人模样的美国人。我将挎包里面的录像带拿出来，和一张100美元的钞票一起递给了他，一边解释说，我是某某美国电视公司的，请求他做我们的信鸽，希望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好回到办公室就传真到香港，这样他下飞机时，就能立刻交给我们在那里接机等他的人……那时离开1997年还有好几年，香港的卫星传输系统自然没有被切断。
那个美国人看着我，又看了看手中的录像带。然后，他点了点头，脸上几乎没有表情。我记下了他的名字。罗伯特。罗伯特对我说了几句话，让我永志难忘。但是，请容我等下再复述。
我离开机场的时候，也许是疑神疑鬼，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我对自己唯一的安慰还是，我对那录像带上的内容，一无所知。
回到市内的办公室后，我再也不敢耽搁了，马上找到了老板，告诉他我完成了最后的任务，但是对不起，本人是个逃兵，现在不得不请辞了。老板似乎这时才意识到，我和他不同，是持中国护照的人。他想了想，表示理解，给我开了工资，放了生。
多少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也一度慢慢被淡忘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被称为20世纪最能展现人类大无畏精神的画面。
我的记忆被激活了。
1989年的6月5日上午10点刚过，一个身穿白色衬衫的中国男青年，赤手空拳地横然挺立在隆隆的坦克车队前面，视死如归。包括我们和其它为数不多的几家境外新闻公司，在他挡坦克的长安街旁边的北京饭店的楼上，拍摄下了他的形象。
数分钟以后，在我辞职的话还没有说出来之前，被老板指定，要我必须亲自去北京饭店，取回一盘录像带。取回来之后，又万般火急地要我去首都机场“放信鸽”……
从时间，地点，和重要程度等方面看，我这个逃兵，在完全不情愿的情况下，在每时每刻都在用“我不知道录像带上面是什么内容”试图自我安慰的情况下，无意中给全世界在第一时间内送去了那一整代中国人中，最后一个不肯当逃兵的人的图像。
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我不是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当时的场面，我要专门地感谢北京饭店大门口，那些身着便衣的，执行公干的北京同胞们。以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说他们不知道14楼上有我们的摄像组在拍摄，是全然不可能的。说他们不知道我乘电梯上到14楼，并拿回了那盘录像带，是更加不可能的。但是，我刚才说过，他们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面充满了愤怒。作为一个一心在想着当逃兵的我，自以为他们的愤怒，是冲着我来的。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这些人，下班以后，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弹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开他们的亲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通为什么他们放我进入那只容一个人出入的大门，又眼睁睁让我从那门内出来。这就是，他们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他们要让世界看到那个大义凛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头上勇士的光晕。
最后，让我告诉你，首都机场上那个美国人罗伯特对我说的是什么。
“我十分，十二分地感到内疚和惭愧，在中国人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什么都不能做，只有选择逃离，而且有这个特权能够逃离。这个钱，我不能拿。我虽然不知道这录像带里面是什么。但是请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护它，把它送到它应该去的地方，也算是我个人为中国人做的一点点事情。”
我今天回忆这些的时候，唯一的遗憾就是，罗伯特和我这一对逃兵中，有一个恐怕将永远不知道我们在逃跑的路上，有意无意地为世界做了什么。
注：有关王维林的录像、照片不止一份，但大同小异，是不同的外国记者在北京饭店的阳台上拍摄的，时间、地点、拍摄角度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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