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也是六月。我在美國的三大媒體公司之一做事。那是一個多事之春。從年初開始，就是前中共領導人的去世，然後又是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大陸……到了六月初的一天夜晚，多事之春終於被劃上了一個巨大的驚嘆號，和一個更大的問號。
我那時還是中國公民，第二天早上，便忙不迭地去找到我的老闆：是非之地，呆不下去了，我要辭職，腳板抹油，走人。
不曾想，老闆也正在找我。他說，在北京飯店裡，有一個我們的澳洲攝像師和他的英籍錄音助理，剛剛拍下一些很重要的材料。老闆說，要我自己親自去取，而不是派在我手下幫忙的20來個廣播學院的實習生去。這對我來說，可就進退兩難了。本來我是來辭職的，現在卻被派了任務，而且顯然是挺重要的任務：到這一天以前，我從來沒有過任何一次，需要自己去什麼地方送取什麼東西的。
我那時年輕，腦袋容易發熱。這家公司對我很是不薄，80年代的中國，一天能付200美元，還是現鈔。我想來想去，覺得不好在這個時候給人家掉鏈子，於是就答應了。但是，剛剛答應之後，就後悔了。因為老闆說，「外面據說還算安全。」可我從他的語氣中，能聽出來他的這句話，還不如不說。外面顯然不是那麼安全。
我從我們辦公的王府飯店，步行到了北京飯店。上午10點多鐘，但街上很少有行人。偶爾能聽到，有清脆的鞭炮般的聲音，從各處傳來。在長安街的轉角處，我看到一些北京市民，捶胸頓足，低聲怒罵。一個老者，被幾個年輕人兩邊架著，疾步向協和醫院奔去。據說他的嘴被槍彈從一邊打入，又從另一邊穿出。老者低著頭，身體向前傾著，顯然是萬分痛苦。
到了北京飯店大門口，只見一排很多個玻璃門都關著，只留了中間的一個，半開半掩，將將能容一個人側身穿過進去。門邊上，從裡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裡執行公幹的人。
我硬著頭皮，向他們走去。
我的背包裡，放著一盤剛剛啟封的，全新的錄像帶，是為了換下我要取的那一盤有了素材的帶子的。我面對這些執行公幹的同胞們，心裡儘量坦然地安慰自己說，我身上什麼都沒有，這帶子上更是什麼都沒有。
一邊想著，一邊我已經與他們擦身而過，走到了大廳裡。我只覺得，身後有很多眼睛在盯著我。但是，直到我走進電梯，看著電梯關了門，始終沒有人喊我停下。
到了14樓，我找到了我們的攝像組的房間，上前敲門。只聽裡面一陣悉悉索索，半天才開門。原來兩個老外以為是來抓他們的，先把攝像機從涼台上撤下來，藏到了床底下，然後還換上了睡衣，看上去儼然一對同志哥的樣子，甚是可笑。見到是我，他們認識，鬆了一口氣，立刻又把攝像機架回涼台，一邊，攝像師把我帶去的錄像帶裝進機器，一邊，錄音師把我來取的那盤錄像帶交在了我的手上。
我乘電梯下樓，走到前庭。這一次，我的包裡面放的，是有了內容的錄像帶。向大門口走去的時候，逆光，只覺得那門裡門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動不動，明顯是在盯著我向他們移動。那幾十步，實在是我此生邁得最沉重，最漫長的步子。
當我走到那門口時，我終於可以看到那些人的臉孔。我只是感到，一種無聲的壓力，一種……憤怒。只是，他們還是沒有攔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我離開北京飯店，快步走回王府飯店。剛一到，編輯就把我帶回的錄像帶拷貝出來。他們拷貝的時候，我有意躲得遠遠的，不想知道那上面是什麼。這樣，如果有問題，我可以一問三不知，一推二六五。當然，這只是我自己主觀地在一廂情願，或者叫自欺欺人。
我正在想著對老闆說辭職的事情，突然，老闆又讓我把那盤錄像帶的拷貝送到首都機場去「放信鴿」。我沒轍，只好又去了機場。我對自己的安慰還是，我對錄像帶上的內容，一點都沒有概念。
「放信鴿」是美國電視的專業用語，意思是，到機場等地方把材料交給任何看上去可靠的旅客，給他/她一些酬勞，托他/她帶到航班要去的地方去。這是一個衛星傳播普及以前的古老做法。但是，北京這個時候的衛星傳送早已被切斷，只有回到這個辦法了。
首都機場裡人山人海，都是惶惶然急於離開北京的外國人。除了人多以外，還有一點讓人毛骨悚然：諾大的機場大廳內，排隊的，擠來擠去找地方的人們無數，但多數都是一言不發，面色焦急，凝重。與平時這裡那種人聲嘈雜喧囂相比，這個時候，空氣中竟凝固著一種令人幾乎毛骨悚然的–寂靜。偶爾有人小聲說話，也是莫名其妙的謹慎，好像不願對方聽到似的。
我在去香港的航班隊伍中，找到了一個40歲不到的，商人模樣的美國人。我將挎包裡面的錄像帶拿出來，和一張100美元的鈔票一起遞給了他，一邊解釋說，我是某某美國電視公司的，請求他做我們的信鴿，希望告訴我他的名字，我好回到辦公室就傳真到香港，這樣他下飛機時，就能立刻交給我們在那裡接機等他的人……那時離開1997年還有好幾年，香港的衛星傳輸系統自然沒有被切斷。
那個美國人看著我，又看了看手中的錄像帶。然後，他點了點頭，臉上幾乎沒有表情。我記下了他的名字。羅伯特。羅伯特對我說了幾句話，讓我永誌難忘。但是，請容我等下再複述。
我離開機場的時候，也許是疑神疑鬼，總覺得後面有人跟著我。我對自己唯一的安慰還是，我對那錄像帶上的內容，一無所知。
回到市內的辦公室後，我再也不敢耽擱了，馬上找到了老闆，告訴他我完成了最後的任務，但是對不起，本人是個逃兵，現在不得不請辭了。老闆似乎這時才意識到，我和他不同，是持中國護照的人。他想了想，表示理解，給我開了工資，放了生。
多少年過去了。這件事情，也一度慢慢被淡忘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個畫面，一個被稱為20世紀最能展現人類大無畏精神的畫面。
我的記憶被激活了。
1989年的6月5日上午10點剛過，一個身穿白色襯衫的中國男青年，赤手空拳地橫然挺立在隆隆的坦克車隊前面，視死如歸。包括我們和其它為數不多的幾家境外新聞公司，在他擋坦克的長安街旁邊的北京飯店的樓上，拍攝下了他的形象。
數分鐘以後，在我辭職的話還沒有說出來之前，被老闆指定，要我必須親自去北京飯店，取回一盤錄像帶。取回來之後，又萬般火急地要我去首都機場「放信鴿」……
從時間，地點，和重要程度等方面看，我這個逃兵，在完全不情願的情況下，在每時每刻都在用「我不知道錄像帶上面是什麼內容」試圖自我安慰的情況下，無意中給全世界在第一時間內送去了那一整代中國人中，最後一個不肯當逃兵的人的圖像。
這裡，我要特別說一下，我不是沒有幫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當時的場面，我要專門地感謝北京飯店大門口，那些身著便衣的，執行公幹的北京同胞們。以他們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報，和他們擁有的技術條件，說他們不知道14樓上有我們的攝像組在拍攝，是全然不可能的。說他們不知道我乘電梯上到14樓，並拿回了那盤錄像帶，是更加不可能的。但是，我剛才說過，他們看著我的時候，眼睛裡面充滿了憤怒。作為一個一心在想著當逃兵的我，自以為他們的憤怒，是衝著我來的。但是，我忽略了一點。這些人，下班以後，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彈絕對不會因為他們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開他們的親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個解釋，能夠說通為什麼他們放我進入那隻容一個人出入的大門，又眼睜睜讓我從那門內出來。這就是，他們做出了個人的或是集體的，絕不是沒有危險後果的決定，他們要讓世界看到那個大義凜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頭上勇士的光暈。
最後，讓我告訴你，首都機場上那個美國人羅伯特對我說的是什麼。
「我十分，十二分地感到內疚和慚愧，在中國人最需要我的時候，我卻什麼都不能做，只有選擇逃離，而且有這個特權能夠逃離。這個錢，我不能拿。我雖然不知道這錄像帶裡面是什麼。但是請你放心，我會盡我最大的努力保護它，把它送到它應該去的地方，也算是我個人為中國人做的一點點事情。」
我今天回憶這些的時候，唯一的遺憾就是，羅伯特和我這一對逃兵中，有一個恐怕將永遠不知道我們在逃跑的路上，有意無意地為世界做了什麼。
註：有關王維林的錄像、照片不止一份，但大同小異，是不同的外國記者在北京飯店的陽台上拍攝的，時間、地點、拍攝角度都是一樣的。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