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没有“不改什么”的问题，只有“改什么”的问题
改革，就是把一切不符合人民大众利益的东西统统革除掉。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没有“不改什么”的问题，只有“改什么”的问题。蒋经国主政政台湾之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非常清楚。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令，开放党禁，开放报禁。
开放党禁，开放报禁，这两个“开放”，是台湾人民日思夜想的东西，蒋经国提出这两个“开放”，一下子就抓住了台湾人民的心。“党禁”和“报禁”是国民党维持一党专政的两根大棒，现在，把这样两根大棒扔到炉灶里烧掉了，台湾社会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台湾社会的活力从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蒋经国不害怕因此而丢掉执政权吗？
蒋经国清醒地认识到，“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并且，“世界上没有铁打的江山，丢了民心，江山迟早会丢掉；得了民心，丢掉的江山还会回来的。”事实证蒋经国认识的正确性，事实也证明了他的改革举措完全符合台湾社会的实际情况。
台湾社会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其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13%左右，外汇储备仅次于日本，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700多美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蒋经国看到了台湾社会内部的危机。他明白，如果老百姓总是生活在政治高压下，自己的执政地位是难以确保的。经济的高增长并不一定就能够保证执政地位的巩固。老百姓虽然从经济的发展当中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是，人毕竟不是动物，吃好了穿好了就万事大吉。人是有精神需求的。政治高压无法使人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如果老百姓连说话权都没有，他们能够真心实意拥戴你么？剥夺老百姓话语权的政权，老百姓是深恶痛绝的。蒋经国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希望保持台湾社会的稳定，而又能够顺利推行他的政治体制改革。怎么办？
蒋经国说：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
“以专制来结束专制”，这是英国“光荣革命”的台湾版。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避免了台湾社会的动荡。政治体制改革，并不一定需要使用革命手段，和平演变同样可以收到奇效。
在蒋经国去世前，他的最后工作就是在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除戒严，从此民众可以自由建党、自由办报，不再有政治犯，人民不再对政治充满恐惧。
“人民不再对政治充满恐惧”，这是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正常发展的基本保证。它能够给社会发展提供真正的“正能量”。
蒋经国懂得，台湾老百姓最不满意的，就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这样的独裁专制扼杀了人的创造力。“对政治充满恐惧”的人们，哪里会有创造力？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就是台湾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蒋经国“以专制来结束”一党专政，排除了台湾社会发展的这个最大障碍，这就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不解放，不能以其经济发展的一时成就来衡量，而应以是否能够推进社会的全面发展来衡量。经济发展仅仅是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方面，当然是最基本的方面。那种以经济发展的一时成就来衡量社会生产力的标准，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如果没有社会其他方面的进步跟进，经济的发展是不能持续的。
在任何国家／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始终存在矛盾。社会发展到今天，如果国家／社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一般说，都是社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生产力／经济基础所导致。因此，仅仅解决经济发展的体制问题，而罔顾政治体制的革新，国家／社会是难以全面进步的，甚至会危及国祚。历史早已给人们提供了这样的警示。
蒋经国从南越覆亡和数任韩国独裁者横死的下场里，看到民主政治潮流不可阻挡的趋势，因而顺应时代潮流，毅然决然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蒋经国也因此在台湾社会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重。现在台湾人对蒋家不再仇恨，而且直到现在，每次民调最有贡献的领导人，蒋经国都稳定的遥遥领先于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当然也大幅领先于他的父亲蒋介石。
蒋经国是一位值得人们尊重的历史人物。
蒋经国明白，真正的改革，没有“不改什么”的问题，只有“改什么”的问题。
到底要“改什么”，如果不明白，那么，就应该去学一个“不耻下问”。问谁？孟子一段话讲得非常之好：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梁惠王下》）。
这是孟子的“群众观”／“民主观”。在“改什么”的问题上，我们不是完全可以“古为今用”？
顺应时代潮流，再来一个孟子的“古为今用”，可能，这就是蒋经国改革给人们的启示吧。
既然如此，今天的人们为什么还要去争什么有没有“普世价值”呢？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