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沒有「不改什麼」的問題，只有「改什麼」的問題
改革，就是把一切不符合人民大眾利益的東西統統革除掉。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沒有「不改什麼」的問題，只有「改什麼」的問題。蔣經國主政政臺灣之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非常清楚。
1986年3月，蔣經國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組」，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9月，蔣經國表示將要解除實行了38年的戒嚴令，開放黨禁，開放報禁。
開放黨禁，開放報禁，這兩個「開放」，是臺灣人民日思夜想的東西，蔣經國提出這兩個「開放」，一下子就抓住了臺灣人民的心。「黨禁」和「報禁」是國民黨維持一黨專政的兩根大棒，現在，把這樣兩根大棒扔到爐灶裏燒掉了，臺灣社會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臺灣社會的活力從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張揚。蔣經國不害怕因此而丟掉執政權嗎？
蔣經國清醒地認識到，「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並且，「世界上沒有鐵打的江山，丟了民心，江山遲早會丟掉；得了民心，丟掉的江山還會回來的。」事實證蔣經國認識的正確性，事實也證明瞭他的改革舉措完全符合臺灣社會的實際情況。
臺灣社會在八十年代的時候，其經濟年增長率保持在13%左右，外匯儲備僅次於日本，人均國民收入達到4700多美元，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就是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蔣經國看到了臺灣社會內部的危機。他明白，如果老百姓總是生活在政治高壓下，自己的執政地位是難以確保的。經濟的高增長並不一定就能夠保證執政地位的鞏固。老百姓雖然從經濟的發展當中得到了一些好處，但是，人畢竟不是動物，吃好了穿好了就萬事大吉。人是有精神需求的。政治高壓無法使人的精神需求得到滿足。如果老百姓連說話權都沒有，他們能夠真心實意擁戴你麼？剝奪老百姓話語權的政權，老百姓是深惡痛絕的。蔣經國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希望保持臺灣社會的穩定，而又能夠順利推行他的政治體制改革。怎麼辦？
蔣經國說：我知道我是專制者，但我會是最後一位——我以專制來結束專制。
「以專制來結束專制」，這是英國「光榮革命」的臺灣版。這樣做的最大好處，就是避免了臺灣社會的動盪。政治體制改革，並不一定需要使用革命手段，和平演變同樣可以收到奇效。
在蔣經國去世前，他的最後工作就是在1987年7月15日宣佈解除戒嚴，從此民眾可以自由建黨、自由辦報，不再有政治犯，人民不再對政治充滿恐懼。
「人民不再對政治充滿恐懼」，這是任何一個社會能夠正常發展的基本保證。它能夠給社會發展提供真正的「正能量」。
蔣經國懂得，臺灣老百姓最不滿意的，就是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這樣的獨裁專制扼殺了人的創造力。「對政治充滿恐懼」的人們，哪裏會有創造力？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就是臺灣社會發展的最大障礙。蔣經國「以專制來結束」一黨專政，排除了臺灣社會發展的這個最大障礙，這就解放了社會生產力。
社會生產力的解放不解放，不能以其經濟發展的一時成就來衡量，而應以是否能夠推進社會的全面發展來衡量。經濟發展僅僅是社會全面發展的一個方面，當然是最基本的方面。那種以經濟發展的一時成就來衡量社會生產力的標準，至少是不全面的。因為如果沒有社會其他方面的進步跟進，經濟的發展是不能持續的。
在任何國家／社會裏，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始終存在矛盾。社會發展到今天，如果國家／社會的發展受到了阻礙，一般說，都是社會生產關係／上層建築不能適應生產力／經濟基礎所導致。因此，僅僅解決經濟發展的體制問題，而罔顧政治體制的革新，國家／社會是難以全面進步的，甚至會危及國祚。歷史早已給人們提供了這樣的警示。
蔣經國從南越覆亡和數任韓國獨裁者橫死的下場裏，看到民主政治潮流不可阻擋的趨勢，因而順應時代潮流，毅然決然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蔣經國也因此在臺灣社會得到了人們的普遍尊重。現在臺灣人對蔣家不再仇恨，而且直到現在，每次民調最有貢獻的領導人，蔣經國都穩定的遙遙領先於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當然也大幅領先於他的父親蔣介石。
蔣經國是一位值得人們尊重的歷史人物。
蔣經國明白，真正的改革，沒有「不改什麼」的問題，只有「改什麼」的問題。
到底要「改什麼」，如果不明白，那麼，就應該去學一個「不恥下問」。問誰？孟子一段話講得非常之好：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孟子•梁惠王下》）。
這是孟子的「群眾觀」／「民主觀」。在「改什麼」的問題上，我們不是完全可以「古為今用」？
順應時代潮流，再來一個孟子的「古為今用」，可能，這就是蔣經國改革給人們的啟示吧。
既然如此，今天的人們為什麼還要去爭什麼有沒有「普世價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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