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4月25日讯】郑念已经辞世4年半的时间，但她仍然被很多中国人念念不忘，称她是中国真正的一代名媛代表。一起来看一则网文。
郑念1915年1月生在北京。中学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大学读北平燕京大学。然后到英国留学于英国政治经济学院，后获该校硕士学位。在英国，郑念遇到其后来的丈夫，也是中国的留学生，在念研究生，比郑念大五岁。他们就在英国结婚。1935年她丈夫取得博士学位，1939他们回国的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他们不能够回家了，因为他们的家都在北方：其丈夫是山东人，他妈妈在济南。所以他们就直接到了重庆。她丈夫在外交部供职，后来被派到澳大利亚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澳大利亚官员，在澳大利亚呆了七年。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他们回到上海，那时候他们的孩子六岁。她丈夫是国民政府外交部上海办事处的主任。49年后曾任上海市政府的外交顾问。后来他离开政府成为英国壳牌石油公司（Shell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直到1957年死于癌症。
郑念1957年到1966年在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任职，1966年到1973年被关押在上海看守所，1980年9月27日取道香港后至加拿大，后定居美国，并终老于此。
郑念的独生女儿郑梅萍死于文革迫害。妹妹姚念贻曾任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
郑念对文革的个人叙述《上海生与死》出版于1987年。出版后即成为英语世界畅销书。好评如潮，连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库切都忍不住在《纽约时报》上写书评，推荐这本书。使作家约翰•库切感到惊异的是本书主人公的勇气，他评价为，“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忆录的最伟大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对自己抵抗心理和身体的压力记录。这种压力可能使大多数人崩溃，而她的抵抗加续到一个重要无比的时刻，在那刻，她手带拷镣，牙龈溃烂，体内不停地大出血，被疑是子宫癌，在这个时刻，她被通知说，由于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她被释放了，可以回去重过以往的日子了。她拒绝了自由：她宁愿待在狱里，她说，直到这个政权向她道歉，并在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公开。她拒绝屈服，直到她被强扭着扔到街头上去。” 库切称赞这是一本“信息多，充满了勇气的，吸引人的书。”
郑念的身世在中国的背景下有些不同寻常。她是一个中产阶级职业女性。年青时代，她留学英国，并在那里遇到后来的丈夫。他们一起在一个激进的左翼的社会主义学院里学经济学。学成回国后，丈夫工作，她相夫教子，过着中产阶级平静的日子。她的丈夫曾为民国政府的外交部工作，1949年，选择留在中国大陆，期待能为建设中国出力。可惜，他并未得到政府特殊重用，受聘于英国壳牌石油公司驻中国办公室。壳牌公司是当时唯一留在红色中国的外国石油公司。红色中国需要外国的石油，需要郑念丈夫这样既受英国人信任，也没有那么多政治背景的人工作。在这种幸运之中，郑念一家的生活方式成为新中国危石之下仅存的几个完卵之一，继续维持过去的中产阶级生活。更幸运的是，1957年他因病去逝，免去了后来政治运动的灾难。可是，他的妻女将为他选择留在中国付出代价。
郑念在丈夫去逝后以助手的身份接替了丈夫的工作，协助壳牌石油公司工作。原因是壳牌公司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从中国人中任命主管，派来的英国人主管不会中文，因此，郑念便被派作协助工作。作为一个三十年代末留学的受过教育的女性，郑念显然十分胜任工作。她的工资是由壳牌公司发的。在那个时代，她也许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职业妇女之一。她可以经常出国，来往于香港、英国和中国之间，她有很多机会把女儿送出去，但女儿受到中共红色教育后不想出国。女儿漂亮，被选作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她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自己的房子里，保留着中国富裕阶级的生活方式。
1966年8月初，已经不再为壳牌石油公司工作的郑念被揪到批斗会场，观看壳牌石油公司原总会计的批斗会。那时，壳牌公司已经停止与中国的贸易。中共在生产了自己的石油后，决定断绝与外国的石油生意。郑念已赋闲在家。一两个星期后，文革的冲击波到了她家。她被抄家，不久又被关进上海第一看管所，等待审判。在名不正言不顺的监狱里，她呆了六年，经受了无数的折磨，精神的，肉体的，但是她相信自己的无辜，发愤要与关押她的人斗争到底。这六年里，她与女儿毫无联系，1972年出狱后才得知女儿早已死了。据说是自杀，虽然郑念不相信她的女儿，那么热爱生活，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女儿会在不知道母亲生死的状态之前自杀。郑念坚信女儿是被谋杀的。可是没有人愿意认真调查此事。1980年秋，在经过多年的周密计划之后，郑念终于得以离开中国，前往香港。壳牌公司又为她买了头等舱机票，她飞往加拿大，与妹妹会面，后来又移民美国，终于在首都华盛顿定居。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红色政权当政后就不断被批判和改造。除了那些享受共产政府特殊待遇的人，大部分的人经济地位都一落千丈。郑念是极为少有的以自己的能力，因为外国公司工作而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之一。这种生活方式，不害人，不害己，没有任何可责备之处。但是，在一个疯狂地反对、害怕外国的红色政权的通知下，任何与外国有联系的人都被看作是要破坏伟大红色政权的里通外国的间谍，更何况是为一个外国公司工作的职业妇女了。仅仅因为此，仅仅因为为外国公司工作过，郑念就被认定有罪，被投入监狱。导致家破人亡。一个国家的对外心态也反应其对内心态。高度不信任外国人，以为外国人都是敌人的这种心态，其实也是对内毫不信任的结果，也是对自己毫不信任的结果。这种时时刻刻担惊受怕地以为外国人要把自己毁灭，内部人想推翻自己的神经质状态，导致的是红色中国一次比一次疯狂的政治运动，结果是一次比一次更惨烈的对普通人生活的破坏，对人性的毁灭。
看透了这一点，1980年9月20日，细雨蒙蒙之中，郑念离开了上海的码头，前往香港，告别了已经生活了65年的故乡。她多少次曾从这里上船，来往与上海和香港之间，此次，却是永别。是的，是她接受丈夫的请求，1949年带着唯一的孩子梅萍从香港回到上海的。但是唯一的孩子在23岁的花样年华死于文革。在离开之刻，她百感交集：内疚、伤心、决绝：“毕竟，老人先逝，年轻人继续生活是自然的法律啊，而不是反过来。我觉得悲伤。我在永远地离开我出生的国家。决绝如此最后，几乎使人碎裂。只有上苍才知道我是何等努力地忠实于我的祖国，但是我失败了，彻底失败了，却并不是由于我之错”。
这是谁之错？郑念在书中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政治团体的集体责任。书中对红色中国的政治、政府、监狱、街道委员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细节描述，为世界读者提供了一副生动的红色中国多层次生活的画面。只有在分析文革时，特别是她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投入监狱的理由时，郑念实在是为那些制造她个人生活悲剧人找不出更多的理由，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理由，郑念的分析则有些囿于她写作的时代背景之内。她把这场政治灾难看成是党内的派系斗争。今日读来，这个局限性显而易见。但是，郑念的这个局限，并没有妨碍她对红色中国做极为准确的观察和描述。她对共产制度的描述，至今仍极为有意义。细读此书，郑念的描述，可以把她置于中国最出色的观察家之一。
本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这种细节生动的描述和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角度对这个国家种种机制的分析。这本厚厚的书充满了生动准确的细节，把生活的生态展现给读者。同时，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她也时时刻刻都在对这个异己的国家进行观察，分析。从文革的开始到她离开，虽然她被时代裹挟，冲击，击碎，但是她从来没有丧失过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独立思考，是她的教育和思想背景和生活经验的结果。本质上，她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三四十年代，她一定是一个左倾知识分子。在书中谈到她年青时学习的费边主义思想。费边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结构对这个以经济学为专业的人不可能没提供理想主义的蓝图。现实当然使她失望，使她对专制政权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对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郑念写到，“由于政府是中国人民命运的唯一的仲裁者，他们对政府代理人的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极为敏感，把这些举动解释成自己在权威眼里地位的标志。”对文化革命，她这样总结的到，“我认为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可以更确切地命名为文化取消(Cultural Annihilation)。” 书中这些简短的似乎名言一样一针见血的句子比比皆是，反映出作者对这个制度的深思虑熟的所做出的结论。
本书对文革的记录尤如史实，读起来好像在读一部文化革命史。郑念在记录史实的时候，既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政治事件，也仔细地记录了这些事件怎样影响到她个人，并力图分析这种个人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这使这本书有种个人编年史的性质。这本书也以编年的方式写下来的，从文革开始，到抄家，到软禁，到被捕入狱，上海的一月革命和军管，党内斗争和她在监狱中的经历，直到释放回家，尼克松访华和她最终获得离开许可，发展的顺序与时间顺序同步，对那些对文革所知不多的人来说，这本书可以是一本文革史，特别是上海文革史，虽然是通过个人经历来展现的。
郑念个人的勇气浮现在书的字里行间之中。这种个人的勇气是以个人的抵抗的方式表达的。在本书初始，郑念试图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对强制性的一律化生活方式的抵抗。抄家的时候，红卫兵要砸那些她多年收集的瓷器，她以机智保护了大多数的收藏品，抵抗对中国文化品的彻底毁坏。在监狱里，她抵抗当局对她的种种精神迫害和身体折磨，她以极大的勇气，坚持不发疯，不毁掉自己，保持自己的头脑，保持自己的身体。出狱的时候，她骨瘦如柴，体重不足80磅。在狱中她正值更年期，后来身体常常出血，当局以为她得了癌症，最后才放她出狱。一个人和一个强大无比的制度较量，需要的勇气也许不言自明。这种个人信念和道德坚持的勇气，对高压政治的抵抗，使她从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而她的弟弟，却在高压下，背叛了她。
郑念是一个聪明的女性。书中的很多篇幅是她和监狱内的当局斗智的较量，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在力量根本悬殊的狱中，她的机智聪明使她成为两者之间的精神胜利者。她的不妥协和对时局的分析，居然赢得了一些看守的尊敬。她这个六年没出过监狱门的人，仅凭文革时期的报纸，就敏感地分析出局势的变化，并依此作为自己抗争的论据。
《上海生与死》从一个人的角度描绘文革给她个人和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这种回忆录，我们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有人曾说郑念是为讨好西方人而写这样控诉文革灾难的书的。这种论点完全站不住脚。在这些人看来，即使你受了苦，也不要控诉。持这种论点的人自己对中国遭受的苦难是瞎子聋子哑巴，也不想让别人看和说话，更不想让一个可以对世界说话的人说话。表面上是家丑不可外扬，实际上是还是无缘无故恐惧外部世界，仇恨外部世界，自我也毫无信任的老套。而且“讨好”两字，其实是反应了说这些话的人本身的潜意识的下等人“讨好”心态。郑念以个人的勇气，让世界知道文革的真象，这种书，越多越好。一个对自己历史有健忘症人，根本不了解自己谁是谁。一个对历史有健忘症的民族，也无法理解自己和想像自己的未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悲剧的集大成。我们对那段历史，不仅仅要弄清史料和很多事件的来龙去脉，还要对这场“革命”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和分析。为了将来这种悲剧不再重演，我们需要更多的郑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