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4月25日訊】鄭念已經辭世4年半的時間，但她仍然被很多中國人念念不忘，稱她是中國真正的一代名媛代表。一起來看一則網文。
鄭念1915年1月生在北京。中學就讀於天津南開中學。大學讀北平燕京大學。然後到英國留學于英國政治經濟學院，后獲該校碩士學位。在英國，鄭念遇到其後來的丈夫，也是中國的留學生，在念研究生，比鄭念大五歲。他們就在英國結婚。1935年她丈夫取得博士學位，1939他們回國的時候，抗日戰爭開始了，他們不能夠回家了，因為他們的家都在北方：其丈夫是山東人，他媽媽在濟南。所以他們就直接到了重慶。她丈夫在外交部供職，後來被派到澳大利亞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派駐澳大利亞官員，在澳大利亞呆了七年。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他們回到上海，那時候他們的孩子六歲。她丈夫是國民政府外交部上海辦事處的主任。49年後曾任上海市政府的外交顧問。後來他離開政府成為英國殼牌石油公司（Shell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上海辦事處的總經理，直到1957年死於癌症。
鄭念1957年到1966年在英國殼牌石油公司任職，1966年到1973年被關押在上海看守所，1980年9月27日取道香港后至加拿大，後定居美國，並終老於此。
鄭念的獨生女兒鄭梅萍死於文革迫害。妹妹姚念貽曾任上海電影譯制廠配音演員。
鄭念對文革的個人敘述《上海生與死》出版於1987年。出版后即成為英語世界暢銷書。好評如潮，連後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約翰•庫切都忍不住在《紐約時報》上寫書評，推薦這本書。使作家約翰•庫切感到驚異的是本書主人公的勇氣，他評價為，「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憶錄的最偉大的可貴之處，在於她對自己抵抗心理和身體的壓力記錄。這種壓力可能使大多數人崩潰，而她的抵抗加續到一個重要無比的時刻，在那刻，她手帶拷鐐，牙齦潰爛，體內不停地大出血，被疑是子宮癌，在這個時刻，她被通知說，由於無產階級的偉大力量，她被釋放了，可以回去重過以往的日子了。她拒絕了自由：她寧願待在獄里，她說，直到這個政權向她道歉，並在北京和上海的報紙上公開。她拒絕屈服，直到她被強扭著扔到街頭上去。」 庫切稱讚這是一本「信息多，充滿了勇氣的，吸引人的書。」
鄭念的身世在中國的背景下有些不同尋常。她是一個中產階級職業女性。年青時代，她留學英國，並在那裡遇到後來的丈夫。他們一起在一個激進的左翼的社會主義學院里學經濟學。學成回國后，丈夫工作，她相夫教子，過著中產階級平靜的日子。她的丈夫曾為民國政府的外交部工作，1949年，選擇留在中國大陸，期待能為建設中國出力。可惜，他並未得到政府特殊重用，受聘于英國殼牌石油公司駐中國辦公室。殼牌公司是當時唯一留在紅色中國的外國石油公司。紅色中國需要外國的石油，需要鄭念丈夫這樣既受英國人信任，也沒有那麼多政治背景的人工作。在這種幸運之中，鄭念一家的生活方式成為新中國危石之下僅存的幾個完卵之一，繼續維持過去的中產階級生活。更幸運的是，1957年他因病去逝，免去了後來政治運動的災難。可是，他的妻女將為他選擇留在中國付出代價。
鄭念在丈夫去逝后以助手的身份接替了丈夫的工作，協助殼牌石油公司工作。原因是殼牌公司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法從中國人中任命主管，派來的英國人主管不會中文，因此，鄭念便被派作協助工作。作為一個三十年代末留學的受過教育的女性，鄭念顯然十分勝任工作。她的工資是由殼牌公司發的。在那個時代，她也許是當時中國最富有的職業婦女之一。她可以經常出國，來往于香港、英國和中國之間，她有很多機會把女兒送出去，但女兒受到中共紅色教育後不想出國。女兒漂亮，被選作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演員。她們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在自己的房子里，保留著中國富裕階級的生活方式。
1966年8月初，已經不再為殼牌石油公司工作的鄭念被揪到批鬥會場，觀看殼牌石油公司原總會計的批鬥會。那時，殼牌公司已經停止與中國的貿易。中共在生產了自己的石油后，決定斷絕與外國的石油生意。鄭念已賦閑在家。一兩個星期後，文革的衝擊波到了她家。她被抄家，不久又被關進上海第一看管所，等待審判。在名不正言不順的監獄里，她呆了六年，經受了無數的折磨，精神的，肉體的，但是她相信自己的無辜，發憤要與關押她的人鬥爭到底。這六年裡，她與女兒毫無聯繫，1972年出獄后才得知女兒早已死了。據說是自殺，雖然鄭念不相信她的女兒，那麼熱愛生活，與自己相依為命的女兒會在不知道母親生死的狀態之前自殺。鄭念堅信女兒是被謀殺的。可是沒有人願意認真調查此事。1980年秋，在經過多年的周密計劃之後，鄭念終於得以離開中國，前往香港。殼牌公司又為她買了頭等艙機票，她飛往加拿大，與妹妹會面，後來又移民美國，終於在首都華盛頓定居。
中國的中產階級在紅色政權當政后就不斷被批判和改造。除了那些享受共產政府特殊待遇的人，大部分的人經濟地位都一落千丈。鄭念是極為少有的以自己的能力，因為外國公司工作而維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之一。這種生活方式，不害人，不害己，沒有任何可責備之處。但是，在一個瘋狂地反對、害怕外國的紅色政權的通知下，任何與外國有聯繫的人都被看作是要破壞偉大紅色政權的裡通外國的間諜，更何況是為一個外國公司工作的職業婦女了。僅僅因為此，僅僅因為為外國公司工作過，鄭念就被認定有罪，被投入監獄。導致家破人亡。一個國家的對外心態也反應其對內心態。高度不信任外國人，以為外國人都是敵人的這種心態，其實也是對內毫不信任的結果，也是對自己毫不信任的結果。這種時時刻刻擔驚受怕地以為外國人要把自己毀滅，內部人想推翻自己的神經質狀態，導致的是紅色中國一次比一次瘋狂的政治運動，結果是一次比一次更慘烈的對普通人生活的破壞，對人性的毀滅。
看透了這一點，1980年9月20日，細雨蒙蒙之中，鄭念離開了上海的碼頭，前往香港，告別了已經生活了65年的故鄉。她多少次曾從這裏上船，來往與上海和香港之間，此次，卻是永別。是的，是她接受丈夫的請求，1949年帶著唯一的孩子梅萍從香港回到上海的。但是唯一的孩子在23歲的花樣年華死於文革。在離開之刻，她百感交集：內疚、傷心、決絕：「畢竟，老人先逝，年輕人繼續生活是自然的法律啊，而不是反過來。我覺得悲傷。我在永遠地離開我出生的國家。決絕如此最後，幾乎使人碎裂。只有上蒼才知道我是何等努力地忠實於我的祖國，但是我失敗了，徹底失敗了，卻並不是由於我之錯」。
這是誰之錯？鄭念在書中明確地指出，這是一個政治團體的集體責任。書中對紅色中國的政治、政府、監獄、街道委員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細節描述，為世界讀者提供了一副生動的紅色中國多層次生活的畫面。只有在分析文革時，特別是她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投入監獄的理由時，鄭念實在是為那些製造她個人生活悲劇人找不出更多的理由，因為完全沒有任何理由，鄭念的分析則有些囿於她寫作的時代背景之內。她把這場政治災難看成是黨內的派系鬥爭。今日讀來，這個局限性顯而易見。但是，鄭念的這個局限，並沒有妨礙她對紅色中國做極為準確的觀察和描述。她對共產制度的描述，至今仍極為有意義。細讀此書，鄭念的描述，可以把她置於中國最出色的觀察家之一。
本書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這種細節生動的描述和從一個自由知識分子角度對這個國家種種機制的分析。這本厚厚的書充滿了生動準確的細節，把生活的生態展現給讀者。同時，作為一個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她也時時刻刻都在對這個異己的國家進行觀察，分析。從文革的開始到她離開，雖然她被時代裹挾，衝擊，擊碎，但是她從來沒有喪失過獨立思考的能力。這種獨立思考，是她的教育和思想背景和生活經驗的結果。本質上，她是一個自由知識分子；三四十年代，她一定是一個左傾知識分子。在書中談到她年青時學習的費邊主義思想。費邊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結構對這個以經濟學為專業的人不可能沒提供理想主義的藍圖。現實當然使她失望，使她對專制政權的本質有了新的認識。對人民和政府之間的關係，鄭念寫到，「由於政府是中國人民命運的唯一的仲裁者，他們對政府代理人的每一個微小的舉動都極為敏感，把這些舉動解釋成自己在權威眼裡地位的標誌。」對文化革命，她這樣總結的到，「我認為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可以更確切地命名為文化取消(Cultural Annihilation)。」 書中這些簡短的似乎名言一樣一針見血的句子比比皆是，反映出作者對這個制度的深思慮熟的所做出的結論。
本書對文革的記錄尤如史實，讀起來好像在讀一部文化革命史。鄭念在記錄史實的時候，既詳細地記錄了這些政治事件，也仔細地記錄了這些事件怎樣影響到她個人，并力圖分析這種個人和政治事件之間的關係。這使這本書有種個人編年史的性質。這本書也以編年的方式寫下來的，從文革開始，到抄家，到軟禁，到被捕入獄，上海的一月革命和軍管，黨內鬥爭和她在監獄中的經歷，直到釋放回家，尼克鬆訪華和她最終獲得離開許可，發展的順序與時間順序同步，對那些對文革所知不多的人來說，這本書可以是一本文革史，特別是上海文革史，雖然是通過個人經歷來展現的。
鄭念個人的勇氣浮現在書的字裡行間之中。這種個人的勇氣是以個人的抵抗的方式表達的。在本書初始，鄭念試圖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這種努力本身，就是對強制性的一律化生活方式的抵抗。抄家的時候，紅衛兵要砸那些她多年收集的瓷器，她以機智保護了大多數的收藏品，抵抗對中國文化品的徹底毀壞。在監獄里，她抵抗當局對她的種種精神迫害和身體折磨，她以極大的勇氣，堅持不發瘋，不毀掉自己，保持自己的頭腦，保持自己的身體。出獄的時候，她骨瘦如柴，體重不足80磅。在獄中她正值更年期，後來身體常常出血，當局以為她得了癌症，最後才放她出獄。一個人和一個強大無比的制度較量，需要的勇氣也許不言自明。這種個人信念和道德堅持的勇氣，對高壓政治的抵抗，使她從沒有背叛自己的良心。而她的弟弟，卻在高壓下，背叛了她。
鄭念是一個聰明的女性。書中的很多篇幅是她和監獄內的當局鬥智的較量，在幾乎不可能的情況下，在力量根本懸殊的獄中，她的機智聰明使她成為兩者之間的精神勝利者。她的不妥協和對時局的分析，居然贏得了一些看守的尊敬。她這個六年沒出過監獄門的人，僅憑文革時期的報紙，就敏感地分析出局勢的變化，並依此作為自己抗爭的論據。
《上海生與死》從一個人的角度描繪文革給她個人和這個國家帶來的災難。這種回憶錄，我們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有人曾說鄭念是為討好西方人而寫這樣控訴文革災難的書的。這種論點完全站不住腳。在這些人看來，即使你受了苦，也不要控訴。持這種論點的人自己對中國遭受的苦難是瞎子聾子啞巴，也不想讓別人看和說話，更不想讓一個可以對世界說話的人說話。表面上是家醜不可外揚，實際上是還是無緣無故恐懼外部世界，仇恨外部世界，自我也毫無信任的老套。而且「討好」兩字，其實是反應了說這些話的人本身的潛意識的下等人「討好」心態。鄭念以個人的勇氣，讓世界知道文革的真象，這種書，越多越好。一個對自己歷史有健忘症人，根本不了解自己誰是誰。一個對歷史有健忘症的民族，也無法理解自己和想像自己的未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紀中國悲劇的集大成。我們對那段歷史，不僅僅要弄清史料和很多事件的來龍去脈，還要對這場「革命」進行多角度的考察和分析。為了將來這種悲劇不再重演，我們需要更多的鄭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