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4月1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一九五八年）秋收开始 《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七月十二日 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三千二百七十五斤；
七月十八日 福建闽侯连板公社五千八百零六斤；
七月二十六日 江西波阳，九千一百九十五斤；
七月三十一日 湖北应城春光公社，一万零五百九十七斤；
八月一日 湖北孝感长风公社，一万五千三百六十一斤；
八月十日 安徽枞阳高峰公社，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七斤；
八月十三日 湖北麻城建国公社，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
八月二十二日 安徽繁昌，四万三七零七十五斤九两；
九月五日 广东北部山区连县，六万零百四百三十七斤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 当人们对高产卫星产生怀疑的时候，在全国享有很高声望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 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高兴地说：“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求干部不要只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发表《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一九五八年夏秋以来，毛泽东多次赞扬公共食堂。全国各地城乡纷纷成立公共食堂。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他在批语中说：“张鲁行五斗米道，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大受群众欢迎。”十二月七日，另有一则批示中说：“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二十八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一百一十七人，大搞逼供信，打死二十四人，打伤致残三十六人（致死七人），判刑五十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 第一次郑州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体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要大发展。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 云南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四个区、二十个乡，发生“土匪暴乱”。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公安部队组织力量即时围歼。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七日 武昌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强调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提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实际。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如商品、货币、按劳分配，我们还要利用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十二月十日 八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六日 中共云南省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从今年一月到十一月二十日止，已外逃五万六千二百六十七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四。
一九五九年一月 山东“馆陶事件”暴露。自一九五九年一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迅速发展。社员四处觅食，到处逃荒。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罗卜度日。生产停顿。饿死多人，惨不忍睹。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中共广东省委送上《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一九五九年二月，《经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认为“目前农村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真地做好当前的粮食工作。”这两个报告都提出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二月二十二日、二十八日，毛泽东先后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全国掀起了反瞒产私分的运动。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三月五日 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话，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两种倾向。重申价值规律、等价交换，揭示共产风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成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四月五日 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决定对“一平二调”的财产清算退赔，强调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许可权。通过《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修改和调整钢铁等经济指标。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就包产问题、密值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纠正了偏激的看法。
一九五九年三月 山东“济宁事件”暴露。从一九五八年冬到一九五九年春，这个地区的农民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六十七万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 国务院秘书厅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四月九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毛泽东于四月十七日作了批示：一、将这两个材料印三十份，十五份在三日内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二，给十五省在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年底开始，农村不断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当作“暂时的紧急危机”，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批准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的一九五九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将这些高指标正式公布。
一九五九年进入第二季度 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进一步暴露。农业方面，当年夏季作物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百分之二十。夏收粮食、油料大幅度减产。蔬菜、肉类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业方面，钢铁生产上不去。由于“以钢为纲”，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轻工业被挤占，人民日用品生产下降，许多商品库存减少，到处供应紧张。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业的紧急指示》，第四条中提出要迅速扭转养猪头数大量减少的局面，集体喂养和社员私人喂养并重，对私人养猪要给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顾。同一天，中共中央还下发了《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鸭鹅问题》。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 陈云向中央政治局建议：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应降为一千三百万吨，获得批准。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自留地等问题的指示稿》，再一次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问题。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 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
第一阶段是“神仙会”，主要是反左气氛。七月十四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各同志参考”。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向彭德怀发起反击。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大会小会展开了对彭、黄、张、周的斗争。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决议正式肯定“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一九五九年八月中至年底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全国有上千万的干部遭到批判。一九五九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不仅停止实施，还当做右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
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报告，报告谎称粮食紧张的问题已得到了彻底解决，保证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市场好转等，毛泽东十分重视，在上面作了长篇批示，把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
一九五九年十月 山西寿阳发动“挖粮集资”运动。从发动到一九六零年一月被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二百八十三个管理区中，有二百五十九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四百三十五个生产队中，有一万一千一百五十九户被抄家搜查，二万四千零六十三户被“集资”，三千一百一十六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百四十九人之多。后称“寿阳事件”。
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零年四月 河南省信阳地区因饥饿而死亡的农民超过一百万人。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阳事件”。
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春 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全县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被称为“通渭问题”。
一九五九年 国家出口粮食四百五十一点七五万吨“贸易粮”，创出口粮食最高纪录。这些“贸易粮”相当于五百万吨原粮。这一年进口粮食折合原粮只有零点二万吨。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
一九六零年一月到八月 广东省罗定县发生了大批饿死人的事件，称为“罗定事件”。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二十七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浮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一-八月统计，死亡达一万七千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六二。
一九六零年春 贵州省遵义农民成批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现象也有发生。成为惊动北京的“遵义事件”。
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至十七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一九六零年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这个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气氛中召开的，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标。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泛滥起来。
一九六零年三月四日 毛泽东中共中央对贵州省委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作了批示。三月六日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要求“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贵州省委的报告用“群众的话”的话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社员劲头高又高”，还主张取消自留地。此时，贵州省的农民正在大批饥死。
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九五九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三个材料。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
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毛泽东在天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讨论了十七个问题，如：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今年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在食堂里吃饭；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钢铁要依靠“小洋群”，还要搞“小土铁路”、“小洋铁路”；农业发展纲要提前完成的问题等。天津会议还是坚持“三面红旗”，但反对刮共产风。
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五日 饿死多人的“中宁事件”被揭露，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工作组进驻中宁，接管了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算原县委错误的斗争。
一九六零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十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通过了《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继续跃进一定能继续跃进》。
一九六零年春青黄不接之际 各地农民大量饿死。这是大饥荒期间饿死人最多的时候。
一九六零年五月二十八日 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三百多名道徒抢走公社民兵枪支十八条，子弹一千二百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四人，绑架干部十六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一九六一年七月，反革命集团“工农民主党”首犯徐世清盗窃“五四”式手枪五支，子弹五十发，在眉山、邛崃、新津等地抢劫粮库和运粮汽车。
一九六零年六月 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暴动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一九六零年六月十日-十八日 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十四日的讲话中提出降低计划指标，提出钢铁要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会议期间他写下了《十年总结》，开始反省前几年经济建设中高指标的错误。
一九六零年七月六日 中共中央提倡大搞代食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
一九六零年七月五日至八月十日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在讨论中苏关系问题的同时，研究了国内经济问题，会议通过《关于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一九六零年七月十六日 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六百个合同（专家合同三百四十三个，科技合同二百五十七个），并通知中国政府，他们决定自一九六零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一 日，撤走在华专家一千三百九十名，并终止派遣专家九百多人。这些合同与农业无关。
一九六零年七月三十日 《齐燕铭同志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十一月九日发文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现把它摘要转发，希望各地参照执行。”
一九六零年八月 主管计划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跃进”难以为继，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后周恩来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成为八字方针。但由于认识不一，八字方针此时还无法贯彻。
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确保完成粮食调运计划的指示》。
一九六零年九月七日 中共中央向各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九月十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
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三-二十六日 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的汇报。主要讨论如何纠正“共产风”的问题。会上讨论了问题暴露得较早的河南和山东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汇报了信阳事件。信阳事件的材料，十月二十六日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认为信阳事件的原因是农村基层政权没有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十二条》)。这个文件主要是纠左，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十二条”还坚持办公共食堂。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日 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代食品会议，谭震林副总理在这个会议上的报告，号召全国开展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接着，各地组织成千上万的人上山下水，寻找各种代食品。代食品为缓解饥饿起了一点作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数。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 毛泽东看了关于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报告，写信给周恩来，信中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对农村形势作出了严峻的判断。他说，有三分之一地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批转《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关于坚决做好秋冬粮食工作的讨论纪要”》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抓紧粮食调运的通知》。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 宣威暴乱。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暴乱涉及十三个管理区的三十七个生产队，共四百一十七人。暴乱分子提出的口号：“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不要粮票、布票、饭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除子讨论国际共运的问题以外，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一九六零年 中国出口粮食二百七十二点零四万吨。这些“贸易粮”折合原粮三百二十七万吨，相当于一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当年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这一年进口粮食只有六点六三万吨。一九六零年大量饿死人后，一九六一年进口粮食五百八十点九七万吨。出口粮食减少到一百三十五点五万吨。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十八日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当时的提法是“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但由于认识上不一致，真正的调整是在一九六一后下半年开始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 毛泽东提出一九六一年要成为一个调查年。二十日，毛派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三个组分别去浙江、广东、湖南去做调查研究。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一九六一年三月 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召开省委常委会，确定在全省搞“责任田”。为了减少搞包产到户的阻力和猜疑，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安徽省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搞起了责任田。这是当年拯救农民最有效的办法。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九日晚 经毛泽东同意，以胡乔木为首的中央调查组在韶山大坪大队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员皆大欢喜。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六一]三二三号，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这是第一个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六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会上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这个文件强调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一律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从此，公共食堂在中国消失。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三-九月十六日 第二次庐山会议。会议讨论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等。毛泽东在会上认为：经济形势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从此天天向上。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日 中共中央在有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会上邓小平说粮食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今年的数无非六十亿，搞得好七十亿。主要是三十天的工作。这三十天抓住，就抓到了，这三十天抓不到，就呜呼哀哉。总想减，不努力完成任务，说不过去。这是这两年的一个思想状态，整风要首先整这一条。庐山会议确定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不能讲价钱。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北京市委拟了一份报告：《关于在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负责干部副食品供应问题的请示》，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这份报告，并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北京市即可照此办理。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参照这一办法执行。”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 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初步总结了一九五八年以来党在经济建设上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 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西楼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对经济形势作了比较严峻的估计。“西楼会议”和二月二十六日的国务院扩大会议以及三月十三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一整套进一步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三月十四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常委多数人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一九六二年四月底到五月中旬 广东每天都有大批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有十一万多人，其中六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四月二十七日到六月二十四日，港英当遣返四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二万人。
一九六二年春夏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六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前苏联。
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 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经济计划的部署。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按照刘少奇“要退够”的指导思想，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比较彻底的措施，即“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一九六二年七月 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向毛泽东谈了搞包产到户，毛泽东坚持集体经济。事后，毛在游泳池质问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刘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八月六日，毛泽东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他又在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讲他的观点，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五年 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 文化大革命。自“大跃进”以来，中国的“理想派”和务“实实派”的斗争经过多次反复，两派分歧逐渐加剧，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张推向了极端，也推向了毁灭。文化大革命失败，从反面导致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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