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4月1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一九五八年）秋收開始 《人民日報》又開始報道早稻畝產的高產衛星，開始新一輪浮夸競賽：
七月十二日 福建閩侯城門鄉公社，三千二百七十五斤；
七月十八日 福建閩侯連板公社五千八百零六斤；
七月二十六日 江西波陽，九千一百九十五斤；
七月三十一日 湖北應城春光公社，一萬零五百九十七斤；
八月一日 湖北孝感長風公社，一萬五千三百六十一斤；
八月十日 安徽樅陽高峰公社，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七斤；
八月十三日 湖北麻城建國公社，三萬六千九百五十六斤；
八月二十二日 安徽繁昌，四萬三七零七十五斤九兩；
九月五日 廣東北部山區連縣，六萬零百四百三十七斤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 當人們對高產衛星產生懷疑的時候，在全國享有很高聲望的物理學家錢學森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他寫道：「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百分之三十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 毛澤東視察河北省徐水縣，高興地說：「你們全縣三十一萬多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要求幹部不要只考慮怎麼多打糧食。「也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呢！」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報》發表《辦好公共食堂》的社論。一九五八年夏秋以來，毛澤東多次讚揚公共食堂。全國各地城鄉紛紛成立公共食堂。十二月十日，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批印《三國志•魏志》中的《張魯傳》，他在批語中說：「張魯行五斗米道，置義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飯不要錢，大受群眾歡迎。」十二月七日，另有一則批示中說：「道路上飯鋪里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雲南省祿勸縣大松樹新村煤礦發生了以李光榮為首的「中國人民起義軍」的反革命暴亂案。次日，暴亂首犯及骨幹均被民兵擒獲。二十八日，平叛工作組到達出事地點，共拘捕一百一十七人，大搞逼供信，打死二十四人，打傷致殘三十六人（致死七人），判刑五十人。平叛有嚴重擴大化問題。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 第一次鄭州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體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還要大發展。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 雲南昭通地區昭魯二縣結合部四個區、二十個鄉，發生「土匪暴亂」。他們提出「反對三化」、「反對公共食堂、反對託兒所」「反對日夜苦戰」的口號。公安部隊組織力量即時圍殲。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七日 武昌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強調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批評弄虛作假的浮夸風，提出經濟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實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殘餘，如商品、貨幣、按勞分配，我們還要利用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十二月十日 八屆六中全會。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提出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評浮夸風，要求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六日 中共雲南省德宏地委《關於少數民族外逃情況的檢查報告》中說：從今年一月到十一月二十日止，已外逃五萬六千二百六十七人占邊沿縣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四。
一九五九年一月 山東「館陶事件」暴露。自一九五九年一月份以來，館陶縣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狀態迅速發展。社員四處覓食，到處逃荒。不能遠出者就近拾凍地瓜、凍羅卜度日。生產停頓。餓死多人，慘不忍睹。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中共廣東省委送上《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一九五九年二月，《經濟消息》第九期發表了《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認為「目前農村所謂糧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徵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真地做好當前的糧食工作。」這兩個報告都提出了「反瞞產私分」的經驗。二月二十二日、二十八日，毛澤東先後對這個報告作了長篇批示。全國掀起了反瞞產私分的運動。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三月五日 第二次鄭州會議。毛澤東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話，堅持以生產隊為基礎。堅持按勞分配，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兩種傾向。重申價值規律、等價交換，揭示共產風就是無償佔有別人的成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四月五日 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決定對「一平二調」的財產清算退賠，強調生產隊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許可權。通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經濟指標。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就包產問題、密值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機械化問題、講真話的問題這六個方面，糾正了偏激的看法。
一九五九年三月 山東「濟寧事件」暴露。從一九五八年冬到一九五九年春，這個地區的農民除了挖麥苗、剝樹皮吃以外，把枕頭裡的糠也扒出來吃了。全區水腫病發病人數曾達六十七萬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 國務院秘書廳送上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四月九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毛澤東於四月十七日作了批示：一、將這兩個材料印三十份，十五份在三日內送到十五省委第一書記手中，請他們迅速處理；二，給十五省在京開會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實際上，從一九五八年年底開始，農村不斷出現餓死人的情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一直把餓死人當作個別現象，當作「暫時的緊急危機」，不承認糧食不足，繼續加緊糧食徵購。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 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批准了中共八屆七中全會確定的一九五九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將這些高指標正式公布。
一九五九年進入第二季度 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嚴重後果進一步暴露。農業方面，當年夏季作物播種面積比上年減少百分之二十。夏收糧食、油料大幅度減產。蔬菜、肉類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業方面，鋼鐵生產上不去。由於「以鋼為綱」，其他工業部門特別是輕工業被擠占，人民日用品生產下降，許多商品庫存減少，到處供應緊張。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農業的緊急指示》，第四條中提出要迅速扭轉養豬頭數大量減少的局面，集體餵養和社員私人餵養並重，對私人養豬要給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顧。同一天，中共中央還下發了《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鴨鵝問題》。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 陳雲向中央政治局建議：一九五九年的鋼產量應降為一千三百萬噸，獲得批准。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央關於自留地等問題的指示稿》，再一次允許社員私人餵養家禽家畜問題。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 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廬山會議」。
第一階段是「神仙會」，主要是反左氣氛。七月十四日，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著重指出大躍進以來的一些嚴重問題及其原因。七月十六日，毛澤東在彭德懷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這個標題，批示：「印各同志參考」。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召開大會發表講話，向彭德懷發起反擊。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廬山舉行了八屆八中全會。大會小會展開了對彭、黃、張、周的鬥爭。最後，會議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等文件，決議正式肯定「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
一九五九年八月中至年底 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全國有上千萬的幹部遭到批判。一九五九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頒布的一些向農民讓步的政策不僅停止實施，還當做右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斂的「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又重新颳了起來。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反瞞產私分相結合，和完成糧食徵購任務相結合，加劇了農村糧食短缺，加劇了飢荒。
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轉發貴州省委關於糧食和市場情況的報告，報告謊稱糧食緊張的問題已得到了徹底解決，保證完成糧食徵購任務，市場好轉等，毛澤東十分重視，在上面作了長篇批示，把反右傾鬥爭和糧食問題聯繫起來。
一九五九年十月 山西壽陽發動「挖糧集資」運動。從發動到一九六零年一月被制止，經歷三個月時間，據運動后統計，全縣二百八十三個管理區中，有二百五十九個管理區發生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四百三十五個生產隊中，有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九戶被抄家搜查，二萬四千零六十三戶被「集資」，三千一百一十六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三百四十九人之多。后稱「壽陽事件」。
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零年四月 河南省信陽地區因飢餓而死亡的農民超過一百萬人。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陽事件」。
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春 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全縣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被稱為「通渭問題」。
一九五九年 國家出口糧食四百五十一點七五萬噸「貿易糧」，創出口糧食最高紀錄。這些「貿易糧」相當於五百萬噸原糧。這一年進口糧食摺合原糧只有零點二萬噸。不僅出口糧食，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稀缺的食品。
一九六零年一月到八月 廣東省羅定縣發生了大批餓死人的事件，稱為「羅定事件」。佔全縣一半左右的公社，約二十七萬人的地區，發生了極其嚴重的浮腫、瘦弱死亡情況。據全縣一-八月統計，死亡達一萬七千多人，佔全縣總人口的百分之二點六二。
一九六零年春 貴州省遵義農民成批成批餓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絕，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現象也有發生。成為驚動北京的「遵義事件」。
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至十七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認為，一九六零年將是一個大躍進年。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從基本隊有制過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設想。會議號召：三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五年趕上英國，同時著手部署在城市大辦人民公社。這個會議是在繼續大躍進的氣氛中召開的，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標。會後，全國又開始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食堂，大辦養豬場等。一些原來確定減縮的基本建設項目重新上馬，高指標，浮夸風，命令風和共產風又嚴重泛濫起來。
一九六零年三月四日 毛澤東中共中央對貴州省委的《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作了批示。三月六日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國，要求「全國仿行，不要例外」。貴州省委的報告用「群眾的話」的話歌頌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辦好食堂有依靠，飯熱菜香吃得飽社員勁頭高又高」，還主張取消自留地。此時，貴州省的農民正在大批飢死。
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發布文件，向全國各地推薦了「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河南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一九五九年底全國公共食堂情況」三個材料。毛澤東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請你們對這個極端重要的公共食堂問題，在今年一年內，認真大抓兩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學習貴州、河南等省那樣作出科學的總結，普遍推行。」
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毛澤東在天津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上討論了十七個問題，如：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問題，今年全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在食堂里吃飯；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問題，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鋼鐵要依靠「小洋群」，還要搞「小土鐵路」、「小洋鐵路」；農業發展綱要提前完成的問題等。天津會議還是堅持「三面紅旗」，但反對刮共產風。
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五日 餓死多人的「中寧事件」被揭露，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工作組進駐中寧，接管了縣委，在全縣範圍內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算原縣委錯誤的鬥爭。
一九六零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十日 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京舉行，通過了《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和《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的決議》。《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一定要繼續躍進一定能繼續躍進》。
一九六零年春青黃不接之際 各地農民大量餓死。這是大飢荒期間餓死人最多的時候。
一九六零年五月二十八日 四川省開縣滿月公社發生了萬全堂暴動。道首劉志善帶領三百多名道徒搶走公社民兵槍支十八條，子彈一千二百多發，洗劫百貨商店、供銷社，佔領國有林場，打死、打傷黨員幹部四人，綁架幹部十六人。搗毀大量救災物資。一九六一年七月，反革命集團「工農民主黨」首犯徐世清盜竊「五四」式手槍五支，子彈五十發，在眉山、邛崍、新津等地搶劫糧庫和運糧汽車。
一九六零年六月 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暴動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曾開倉放糧的縣長飲彈自盡。因虛報糧食產量而激起民變的縣委書記也投河身死。
一九六零年六月十日-十八日 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十四日的講話中提出降低計劃指標，提出鋼鐵要講質量、品種、規模，把這個放在第一位，數量放在第二位。會議期間他寫下了《十年總結》，開始反省前幾年經濟建設中高指標的錯誤。
一九六零年七月六日 中共中央提倡大搞代食品，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量生產小球藻》。
一九六零年七月五日至八月十日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工作會議，在討論中蘇關係問題的同時，研究了國內經濟問題，會議通過《關於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和《關於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在這次會議上提出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
一九六零年七月十六日 蘇聯政府撕毀了同中國簽訂的六百個合同（專家合同三百四十三個，科技合同二百五十七個），並通知中國政府，他們決定自一九六零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一 日，撤走在華專家一千三百九十名，並終止派遣專家九百多人。這些合同與農業無關。
一九六零年七月三十日 《齊燕銘同志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十一月九日發文指出：「中央認為，這個報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見，原則上也適用於全國各地區，現把它摘要轉發，希望各地參照執行。」
一九六零年八月 主管計劃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躍進」難以為繼，提出了「整頓、鞏固、提高」的方針，後周恩來改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成為八字方針。但由於認識不一，八字方針此時還無法貫徹。
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再次發出《關於確保完成糧食調運計劃的指示》。
一九六零年九月七日 中共中央向各省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的指示》。九月十日，中共中央專門召開「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問題電話會議」。
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三-二十六日 毛澤東召集華北、中南、東北、西南四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開會，聽取他們關於農業的彙報。主要討論如何糾正「共產風」的問題。會上討論了問題暴露得較早的河南和山東兩省的問題。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彙報了信陽事件。信陽事件的材料，十月二十六日送到毛澤東手裡。毛澤東認為信陽事件的原因是農村基層政權沒有掌握在共產黨手裡，是「民主革命不徹底」。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 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農業十二條》)。這個文件主要是糾左，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但「十二條」還堅持辦公共食堂。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日 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代食品會議，譚震林副總理在這個會議上的報告，號召全國開展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指示》。接著，各地組織成千上萬的人上山下水，尋找各種代食品。代食品為緩解飢餓起了一點作用，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農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數。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 毛澤東看了關於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的報告，寫信給周恩來，信中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觀點，對農村形勢作出了嚴峻的判斷。他說，有三分之一地區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財貿書記會議「關於堅決做好秋冬糧食工作的討論紀要」》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抓緊糧食調運的通知》。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 宣威暴亂。雲南省宣威縣阿都公社發生了暴亂，波及增平、翠華、兩個公社。暴亂涉及十三個管理區的三十七個生產隊，共四百一十七人。暴亂分子提出的口號：「實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戶，不交公糧，不賣餘糧」、「解散公共食堂，糧食分到戶，隨便吃飯」、「恢復自由市場，不要糧票、布票、飯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還各」等。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會議除子討論國際共運的問題以外，著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和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
一九六零年 中國出口糧食二百七十二點零四萬噸。這些「貿易糧」摺合原糧三百二十七萬噸，相當於一千萬人一年的口糧。當年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稀缺的食品。這一年進口糧食只有六點六三萬噸。一九六零年大量餓死人後，一九六一年進口糧食五百八十點九七萬噸。出口糧食減少到一百三十五點五萬噸。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十八日 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當時的提法是「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速度，在已有勝利的基礎上，採取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但由於認識上不一致，真正的調整是在一九六一後下半年開始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 毛澤東提出一九六一年要成為一個調查年。二十日，毛派出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率三個組分別去浙江、廣東、湖南去做調查研究。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
一九六一年三月 毛澤東在廣州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召開省委常委會，確定在全省搞「責任田」。為了減少搞包產到戶的阻力和猜疑，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送了《安徽省試行包工包產責任制情況的報告》。與此同時，全國各地都搞起了責任田。這是當年拯救農民最有效的辦法。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九日晚 經毛澤東同意，以胡喬木為首的中央調查組在韶山大坪大隊陳家灣召開社員大會，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員皆大歡喜。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文件》中發[六一]三二三號，以《中央批發主席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為題，向全國轉發胡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這是第一個主張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報告。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六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上討論毛澤東提出的四個問題：調查研究，群眾路線，退賠，平反。會上討論和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這個文件強調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社員的口糧一律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從此，公共食堂在中國消失。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三-九月十六日 第二次廬山會議。會議討論糧食問題、市場問題、兩年計劃和工業問題、工業企業管理問題等。毛澤東在會上認為：經濟形勢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從此天天向上。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日 中共中央在有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的會議上，專門落實糧食徵購及上調問題。會上鄧小平說糧食就是兩個問題：第一，今年的數無非六十億，搞得好七十億。主要是三十天的工作。這三十天抓住，就抓到了，這三十天抓不到，就嗚呼哀哉。總想減，不努力完成任務，說不過去。這是這兩年的一個思想狀態，整風要首先整這一條。廬山會議確定的任務一定要完成，不能講價錢。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 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北京市委擬了一份報告：《關於在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和一部分負責幹部副食品供應問題的請示》，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這份報告，並以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國。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北京市即可照此辦理。各省、市、自治區可以參照這一辦法執行。」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 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召開。劉少奇在會上代表黨中央初步總結了一九五八年以來黨在經濟建設上的缺點和錯誤，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 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簡稱「西樓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陳雲對經濟形勢作了比較嚴峻的估計。「西樓會議」和二月二十六日的國務院擴大會議以及三月十三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提出了一整套進一步調整經濟、克服困難的辦法。三月十四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專程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彙報。毛同意常委多數人的意見，也贊成劉提議的由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但認為不能把形勢看得「一團漆黑」，還說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議。
一九六二年四月底到五月中旬 廣東每天都有大批人從邊境偷渡去香港。據統計，參与這次偷渡外逃的有十一萬多人，其中六萬人越境到了香港。從四月二十七日到六月二十四日，港英當遣返四萬人，留在香港的大約有二萬人。
一九六二年春夏 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和所屬塔城地區，六萬多中國邊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逃往前蘇聯。
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 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西樓會議、國務院擴大會議、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形成的文件，落實調整經濟計劃的部署。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按照劉少奇「要退夠」的指導思想，根據陳雲的意見，採取了比較徹底的措施，即「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
一九六二年七月 田家英、陳雲、鄧子恢等向毛澤東談了搞包產到戶，毛澤東堅持集體經濟。事後，毛在游泳池質問劉少奇：「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劉少奇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的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在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劉一吐為快：「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 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八月六日，毛澤東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他又在中心小組會上多次插話，繼續講他的觀點，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毛澤東說，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會議公報說：「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內，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
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五年 全國農村開展「四清運動」。重點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 文化大革命。自「大躍進」以來，中國的「理想派」和務「實實派」的鬥爭經過多次反覆，兩派分歧逐漸加劇，最終釀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張推向了極端，也推向了毀滅。文化大革命失敗，從反面導致一九七八年底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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