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监察部网站3月16日刊发文章称，由于各部门措施得力、工作到位，中央国家机关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取得了初步成效。其中，中央各机关公务接待经费同比减少50.11%，会议费同比减少52.59%，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培训费同比也减少21.57%，差旅费同比减少27.35%，因公出国（境）经费同比减少39.14%，公务用车购置费同比减少9.62%。
这些数字看上去很是令人欣慰，以为党政部门真的会响应习总倡导的“八项规定”，大幅度压缩“三公经费”用于民主社保等等，但从北京市公开的“三公经费”预算来看，现实并不像中纪委监察部想像的那么乐观，抑或说“三公经费”并没有缩减多少，各级党政部门依然在毫无节制的挥霍民脂民膏。
3月18日，北京市98个部门公布了今年的“三公经费”总额，比上年仅减少4900万元。在7.54亿元“三公经费”预算中，强势部门北京市公安局的“三公经费”就高达1.48亿元。
从公布的数据看，“三公经费”排名前三是市公安局、交管局、市教委，分别达到1.48亿元；1.17亿元；8806万元。占了北京市“三公经费”的一半以上。和往年相比，北京市公安局的“三公经费”仅减少277万元，而多达11个部门的“三公经费”还有所增加，其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增加最多，在原有1639万元的基础上，增加到2994万元，增加了1355万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由原来的1292万元，增加到2010万元，增加了718万元，北京市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由389万元，增加到616万元，增加了227万元；北京市统计局由466万元，增加到594万元，增加了128万元。从具体数额看，和往年一样，公车支出依然占了大头。在这7.54亿元能公开的“三公经费”中，公车支出达到5.7亿元，占“三公经费”总额的76%。而从具体部门看，有34个单位公车支出，超出三公总额的七成。有的单位甚至高达95%以上。具体来看，北京市公安局公车支出占三公总额的93.50%；北京市交管局达到97.5%；北京市统计局达到94%；北京市交通发展研究中心占96%；北京市农村改水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占98%；北京市农村建设办公室也达到98%。在雾霾笼罩北京和公车改革的大背景下，北京市能公开的“三公经费”大多用于购车养车，的确有点讽刺意味。
数据显示：北京市98个部门的公车油钱要花2.36亿，占公车支出总额的4成多，公车预算总体压缩约1000万元。北京晒出的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显示，今年公车预算费总体压缩约1000万元，76个部门不打算新购公车。同时今年首次具体晒出了公车燃油、维修、保险和其他支出4项公车具体费用，而油钱预算费是开销最大的一笔，在已公布经费的部门中，公车油钱预算数高达2.36亿元，占公车支出总额4成多。其中，有63个部门的公车油钱，都超过了其公车总支出的一半以上。
在98个部门公布的“三公经费”预算中，公务接待费2014年预算总计约5300万元，比去年公布的预算数减少约1400万元。2014年公务接待费比2013年减少金额最大的三个部门中，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从去年的1349.06万元下降到今年的1079.24万元，减少269.82万元；北京市公安局从去年的800.61万元下降到今年的635.98万元，减少164.64万元；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从去年的251.53万元下降到今年的165.83万元，减少85.7万元。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财务处)是2014年公务接待费预算最多的三个部门，分别是1079.24万元、635.98万元、321.84万元。
熟稔中国财政体系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些公开的数字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庞大的“三公经费”都隐藏在其他预算的名目之下。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单位的“三公经费”，往往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2014年北京市公共财政预算支出2692.8亿元，三分之一是近900亿！
著名主持人杨锦麟透露，2012年我国“三公经费”高达3.9万亿！“三公经费”的数字背后，是财政支出存在的巨大腐败黑洞，许多财政资金改头换面悄悄流入了不该去的地方。仅以政府采购公车为例，公开采购的公车很少有价格昂贵的豪车，而北京街头，豪车公车到处可见，难道是个人掏钱贴补公车吗？绝非如此，更多的“三公经费”都是挤占了其他预算，特别是涉及民生的预算，因为“主人”们并不清楚民生投入投到了什么地方。实际上各种财政拨款的背后，隐藏着各种肮脏的腐败交易，这也就是中国财政收入年年猛增仍然喂不饱贪官的原因。
前几年，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陆续公布的“三公经费”，媒体以“地震局预测经费不足公车1/13 ”、“国税总局公车费超13亿”、“质检总局近7成三公支出系公车消费”等醒目标题揭示三公经费不合理支出的触目惊心。其实，人们对出现这种结果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财政合理支出的前提是财政合理预算，中央一再强调，要推进财政预算公开，让“主人”们清清楚楚地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能够有效监督政府。可是，看到政府披露的财政预算才发现，这玩意儿”主人”们根本看不懂。更让人生气的是，个别专家还振振有词地说，”主人”们看不懂是正常的。不敢相信，中国的财政民主竟然在黑暗中摸索了这么久。
1951年颁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规定，“国家财政计划，国家概算、预算、决算及各种财务机密事项”属于保密内容，是国家机密。1997年，国家保密局和财政部制定的《经济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指出，财政年度预、决算草案及其收支款项的年度执行情况、历年财政明细统计资料等属于国家秘密，不得向社会公开。2000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看到的部门预算资料上面都印着“秘密、会后收回”的字样。直到2007年，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和“财政收支、各类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列为公开的政府信息。这是第一个涉及预算公开的制度文本，但是各地政府并没有执行。
2009年的时候，广州市财政局将广州市2009年本级114个部门的部门预算全部都公开并放到了“广州财政网”上。虽然“三公”消费还是没有被单独列出来，有些项目“主人”们还是看不懂，但至少已经非常具体了，绝大部分是能看得懂。比如教育局的支出，预算细致到每一所学校的各种支出。社保局的预算，1个行政单位以及15个事业单位的收入支出都一一列出了。这是全中国第一个把财政预算公开出来的地方政府。虽然“主人”们对其中一些支出提出了质疑，但大部分人对这种做法是持肯定态度的。之后，在离广州公开财政预算不到3个月的时间，财政部就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指导意见中，政府所有的支出被切成了23类，以前的114个部门被综合到这23类里面，地方政府要公开只能做填空题。这意味着之前在广州市2009年公布的114个部门预算里面，“主人”们能清楚地查到每个学校本年度拨了多少钱，改成了教育总支出后，“主人”们再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些钱到底是怎么花的了。更让人搞不懂的是，这23类里专门有一项叫“其他支出”，其他22项里面细分支出有12项都包含“其他支出”。在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的财政预算里，“其他支出”竟然能占总支出的40%，这样的预算案“主人”们怎么可能看得懂?
那么“其他支出”到底都包括什么?据2011年4月14日的报导：在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审计局的审计中发现,“其他支出”中有扶贫慰问、捐款赞助,但更多的是支付奖金补助、吃喝招待、参观学习等。而在2009年被调查的湖南省浏阳市广电局原局长的奢侈消费清单中，在足浴中心、餐厅包厢、西餐厅、水疗中心等的消费都是通过“其他支出”列出的。可以肯定地讲，这样的财政预算，很多人大代表也看不懂，可是为什么到最后都投票通过了呢?为什么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美国那样，因财政预算不被批准而差点让联邦政府关门的状况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中国本质上是没有预算的。
中国现在的预算机制其实和1910年前后的美国差不多。当时，美国的财政预算中“其他支出”也非常多，名目也是五花八门，比如1908年的纽约预算，除了“三公”消费，还有800万美元的“特殊税收债券”，占总预算的6%。什么是“特殊税收债权”?说白了，就是上一年胡乱花钱留下的窟窿。除此之外，还有突击消费，就是说该预算期间快要结束了，还有很多钱没花完，于是政府会在下一个预算期间到来之前把这些钱迅速花掉。纽约市当时政府雇员的月工资为417美元，到了12月份预算内的钱没有花完，工资一下子就发了1583美元。中国和当时的纽约非常类似，年终突击花钱现象非常严重。有数据表明自2006年开始，每年第12个月的财政支出都占全年财政支出的25%以上。
美国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呢?192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会计与预算法》，把预算的权力交给行政首脑，总统专门成立一个预算办公室，每年向国会提交预算。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也一样，由州长和市长提出预算，并对此负责，同一级别的议会成立一个拨款委员会负责审核和执行预算拨款，同时由独立的审计机构监督，各司其职，非常清楚。1974年国会又通过了《国会预算和扣押控制法案》。这样，国会也有了提出预算的权利，如果反对党控制了国会，就能自己提出预算案。而且，美国政府还意识到，要监督政府，就要让主人们真正参与进来。
如何让主人们自愿参与进来呢?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让主人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缴了多少税，主人们心疼自己的钱，就会关心这些钱会被如何花掉。当然，有人会以国情的理由反对，坚持所谓“中国特色”。说到底，这种坚持不过是为了腐败而寻找借口。在中国的崛起中，其实只有中国的官僚及其附庸们的崛起。“公仆”崛起了，“主人”们却被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
在人类发展史上，本来就有很多经历是可供参考和依据的，这就叫“普世价值”，并无主义或国情之分。中国偏偏要将之区分，只能说明这些人别有用心，自私自利。这些，其实“主人”们早就心知肚明。但愿官僚们能真的响应习总倡导的“八项规定”，大幅度压缩“三公经费”用于民主；同时，希望中国的财政民主，迎来清朗的光辉，不要再在黑暗中摸索了。
众所周知，官富不是国富，民强才是国强，官权来自民权。仅仅官僚及其附庸们的崛起，并不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只有所有老百姓都崛起了，中国才算是真正的崛起。也就是说，只有民权崛起了，才是中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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