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14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五 被迫调整，一步三折
面对国民经济的困境，在一九六零年七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得不年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所谓调整，实际就是从前两年过激的政策中退回去。不过，在这次会上，调整的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完成钢铁生产任务。
北戴河会议期间及稍后，国家计委党组根据中央的决议，酝酿提出对工业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初步设想。八月底，国家计委党组向国务院汇报一九六一年的计划指标时谈了他们的设想，周恩来总理补充了“充实”两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个字。一九六零年九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报告》的批语中指出：“一九六一年，我们要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这八个字，但当时尚未当作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明确起来。由于思想认识尚不明确，组织行动不及时，所以一九六零年下半年调整工作并未实际贯彻下去。中央对一九六零年的高指标也未提出修改。眼见钢铁生产月月完不成计划，中共中央还于八月和十二月两次发出紧急指示，作为政治任务，要求保证完成当年一千八百六十万吨钢的生产计划。这一年虽然经过拼消耗、拼设备，勉强把钢铁生产任务完成了，而农业却大幅度地减产，结果造成了工农业比例的更大失调。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作为方针确定下来，是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决定的。全会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和全国宣布：必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当时的提法是，“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在调整方针的贯彻过程中，中共中央制定了若干具体政策和措施，首先制定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同时，压缩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基本建设的规模，充实和加强农业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队伍；压缩党政机关和社会集团的购买力；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等等。
这些措施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八届九中全会还抱着“十个指头”成绩和“一个指头”缺点的看法，不承认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的的严重后果，调整工作还是在肯定“大跃进”“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因此，当时确定的一九六一年的主要工业指标，如要求钢的产量达到一千九百万吨，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一点六；原煤产量四万三千一百万吨，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点六；粮食产量要求达到四千一百亿斤，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点八。发展速度比“大跃进”的速度是大大降下来了，但仍然要求在上年过高的水平上有所发展，而实际执行的结果同人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一九六一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战线都在全面下跌，不仅距离完成计划甚远，而且大大低于上一年同期的水平。夏收的粮食产量也没有达到计划规定的指标。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一年把月下旬至九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认真研究了工业状况。会议对当时工业生产中的混乱和被动局面有了较深的了解，九月十五日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在这一指示中承认，八字方针虽然提出一年多，但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以致调整工作没有能够有效地进行，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也不能犹豫了，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降到确实可靠的水平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在应当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要退够。庐山会议确定了具体降低钢、铁、煤、电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规模的指标。又对四十种急需的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提出具体的发展指标。这次会议提出“退够了再前进”的思想是符合实际的，但经济调整工作仍然不能越过“肯定‘三面红旗’成绩”的障碍。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随后他又形象地说，“现在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了。”（注四十）因此，“退”的决心还不大，这一年计划指标还是很高，始终没有放下大跃进的架子，结果，调整后的计划也没有完成，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百分之三十点九，国民收入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二十九点七主要工农业产品，除粮食略有增长以外，多数下降，有的下降幅度很大。吃穿用的紧张局面还在发展。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对经济形势讲了一些真话。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但是，在对经济困难程度的估计以及如何克服困难的步措施上，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领导核心间和高级干部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部分人能够实事求是地承认国民经的严重局面，主张采取坚决有效的调整措施，扭转危局。另一部分人不愿意承认工作中犯了错误，把困难主要归之于农业遭到的自然灾害，认为只要农业有了好收成，困难就过去了。他们留恋“大跃进”，不仅不肯下马收摊子，还认为政策的后退是右倾，并且随时准备反“右倾”。
真正实现“退够”还是“西楼会议”。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十四天，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这次会议上，陈云分析了经济形势的严峻情况，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点措施。西楼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由陈云任组长。五月七日到十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调整国民经济的认识，特别是在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切实加强农业这两件事上下定了决心。进一步调低了一九六二年的各项经济指标，明确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具体方案。在这次会议以后，对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 减少城镇人口，精减职工
城镇人口在一九六一年已经减少一千多万人（其中减少职工八百七十三万人）的基础上，一九六二年又减少一千万人（其中职工八百五十万人）。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两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人以上。（注四十一）精简工作一九六三年还继续进行。从一九六一年一月，到一九六三年，三年共减少职工一千九百四十万人。如果减去同期安排就业的大中专学生等，净减职工一千七百四十四万人。其中，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有一千三百多万人。精简职工相应带来城镇人口减少，截至一九六三年六月，共减少城镇人口二千六百万人左右。（注四十二）
（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基建战线
一九六零年基建投资完成三百八十四亿元，一九六一年减到一百二十三亿元，一九六二年计划减到四十六亿元，后来实际完成五十六亿元加上自筹完成六十七亿元。这样，积累率就从一九六零年的百分之三十九点六降到一九六一年的百分之一十九点二，一九六二年进一步降到百分之十点四。基本建设的大中型项目，从一九六零年的一千八百一十五个减到一九六一年的一千四百零九个，一九六二 年进一步减至一千零三个，许多工程下马。
（三）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某些必要的关、停、并、转
首先是压缩钢铁指标。一九六零年钢产量一千八百六十六万吨，一九六一年压到八百七十万吨，一九六二年最初的计划是七百五十吨，后来调整为六百万吨，实际完成六百六十七万吨。煤炭，一九六零年实际产量三万九千七百万吨，一九六一年完成二万七千八百万吨，一九六二年计划二万五千一百万吨，后来调整为二万三千九百万吨，实际完成二万二千万吨。关、停、并、转，一九六一年已经开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民所有制企业，一九六一年已经比一九六零年减少二万五千个，主要是大跃进时期发展起来的地方小企业。一九六二年继续减少了一万八千，两年合计减少了四万三千七百个，相当于一九六零年九万六千个的百分之四十四点八。
（四）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农业
首先，是精简职工下放城市人口，停止那些徒劳无益的水利建设，农村劳动力一九六零年只有一万七千零一十七万人，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两年，增加到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万人。其次，减少粮食征购量。为了解决国内粮食供应不足，仅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两年，净进口粮食一百六十多亿斤。第三，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向农业增拨钢材、木材、毛竹，满足农村制造小农具需要。到一九六二 年，农村铁制小农具基本上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一九六一和一九六二年，集中力量修理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及运输工具。第四，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对农民实行退赔。一九六一年粮食价格提高百分之二十五，几年来由国家财政共向农民退赔二十亿元。
（五）对一些急需的工业进行了充实
在轻纺工业方面，除了恢复传统手工业和一般轻工业产品外，还发展了洗衣粉、塑料、化学纤维工业。在重工业方面，特别是保证了石油工业的发展。原油产量一九六零年五百二十万吨，一九六二年五百七十五万吨，化纤一九六零年一万零六百吨，一九六二年一万三千六百吨，一九六五年达到五万零一百吨。（注四十三）
（六）整顿了经济秩序，整顿了管理
在经济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集中。同时，在工业、农业、手工业、商业、财政、银行、计划各个方面，都制定了许多新的规章制度。
（七）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
首先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和各项事业支出；其次，清仓查库，处理库存积压，包括机关招待所的物资；第三，在坚决稳住一十八类基本生活必须品价格的基础上，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如糖果，糕点，饭馆，自行车，尼龙袜子等。第四，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开头，自由市场上许多产品的价格，比国营的价格要高几倍甚至十几倍。经过采取上述措施，很快回笼了几十亿货币，自由市场价格就下来了。
经济调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全民所有制”条件下，说是“全民”所有，实际无人负责，工程下马以后，很多地方对停建、缓建工程撒手不管，造成了很大损失。一九六一年九、十月，建筑工程部派了几个工作组，到沈阳、天津、太原、西安、兰州、长沙等城市，对停建缓建的项目进行了调查，向中共中央送上了调查报告。（注四十四）报告称，截至一九六一年九月的不完全统计，上述六个城市先后停建的工程共一千零三十五项，建筑面积三百三十四点四万平方米，约占开工工程的一半左右。其中，只搞了基础的有九十五点四万平米，占停建工程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五；主体工程进行了一半的约有一百三十二点九万平米，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六；主体工程基本完成的有七十四点六万平米，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三；只剩下少量装修工程的有三十一点四万米，占百分之十点六。到工作组检查的时候，许多工程基础下沉，柱子歪斜，屋面漏水，门窗玻璃丢的丢，坏的坏，甚至房倒屋塌，造成伤亡事故。天津东郊电厂、天津西郊电厂的主厂房和天津钢厂的粗轧车间，都是只挖了槽，打了基础桩，就停下来了，这些基础槽，都被雨水灌满，槽帮遭到严重破坏。沈阳市筹建的小洋水泥厂工程，主要厂房已建成，机械设备也基本安装起来，由于地下防水工程没有做，地下水渗出，深达三米，把安装在地下室的机电设备全部淹没。商业部兰州石油仓库的宿舍工程，砖墙即将砌完，停工以后，由于没有搞好排水，四面墙基全泡在水里。太原艺术学院新建的二千六百平米的食堂工程，只等挂瓦，就停了工。一九六一年八月底，一阵大风把屋顶刮掉，刮倒了墙，压死了三人，伤了两人。
停建以后，工地上的大量建筑材料保管不善，造成了很大浪费。据沈阳、天津、甘肃等四地的不完全统计，共留下钢材一万零二百八十五吨，木材一万零九百立方米，水泥一万二千六百五十吨，以及大量的地方建筑材料。这些材料不仅呆滞积压，而且很多损坏变质。天津炭黑厂工程进场的白灰一百三十八吨，大部分被风刮走。
有些设备，露天放置，无人管理，损坏严重。沈阳市砖瓦厂一套隧道窑，停建以后，两台鼓风机放在野外，全部生锈，二百多个炉篦全部銹烂，不能使用。沈阳合成氨厂七台大型设备也是露天堆放，任其风吹雨淋。天津东郊电厂第一期十万千瓦的进口发电设备和第二期的十万千瓦的国内设备，先后进厂，一无仓库，二无遮盖，在车站、马路以及施工现场，到处乱摆乱放，普遍生锈。
许多停建工程下马以后，多占的土地没有及时退还，任其荒芜。凡是工程下马之处，都能看到残垣断壁，荒草萋萋。很多建筑就成了香港人说的“烂尾楼”。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上级一声令下，说停就停。很多本来可以利用的工程，功亏一匮。沈阳地区一九六零年砍掉的中央和省属工程中，有十三项已经基本完成，只需用很少的材料和人工，抹抹灰，上上油，装上玻璃，就可以竣工使用，但由于“一刀切”，这些工程无人收尾。
不管代价多么大，以上措施对于纠正过激的政策，还是取得了明显效果。到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
但是，这样大步倒退，虽然稳住了经济，但毛泽东从心底里是不满意的，国民经济稍有转机，他就想反右，一九六二年夏秋经济形势刚有转机。毛泽东等人却认为形势本来不错，主张实行大调整的人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犯了所谓右倾错误，刮了“黑暗风”。于是在八、九月间相继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就又发动批“右倾”，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为新一轮政治斗争埋下了杀机。
注解：
[注四十]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七三页。
[注四十一] 同上，第一零六零页。
[注四十二] 徐棣华：《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载柳随年等编：《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回顾》，第一三三页。
[注四十三] 柳随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及执行情况》，原载《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零年第六期。
[注四十四] 《批转建筑工程部党组关于停建缓建工程中存在问题的调查报告》，一九六二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六二]十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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