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14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五 被迫調整，一步三折
面對國民經濟的困境，在一九六零年七月召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不得不年提出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所謂調整，實際就是從前兩年過激的政策中退回去。不過，在這次會上，調整的目的還是為了保證完成鋼鐵生產任務。
北戴河會議期間及稍後，國家計委黨組根據中央的決議，醞釀提出對工業進行調整、鞏固、提高的初步設想。八月底，國家計委黨組向國務院彙報一九六一年的計劃指標時談了他們的設想，周恩來總理補充了「充實」兩字，從而形成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個字。一九六零年九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在轉發《國家計委黨組關於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報告》的批語中指出：「一九六一年，我們要使各項生產建設事業在發展中得到調整、鞏固、充實和提高。」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這八個字，但當時尚未當作一個時期的工作方針明確起來。由於思想認識尚不明確，組織行動不及時，所以一九六零年下半年調整工作並未實際貫徹下去。中央對一九六零年的高指標也未提出修改。眼見鋼鐵生產月月完不成計劃，中共中央還於八月和十二月兩次發出緊急指示，作為政治任務，要求保證完成當年一千八百六十萬噸鋼的生產計劃。這一年雖然經過拼消耗、拼設備，勉強把鋼鐵生產任務完成了，而農業卻大幅度地減產，結果造成了工農業比例的更大失調。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作為方針確定下來，是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決定的。全會第一次正式向全黨和全國宣布：必須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當時的提法是，「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模，調整發展速度，在已有勝利的基礎上，採取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
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之後，在調整方針的貫徹過程中，中共中央制定了若干具體政策和措施，首先制定和修改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調整農村生產關係。同時，壓縮重工業的發展速度和基本建設的規模，充實和加強農業和輕工業戰線；壓縮城鎮人口，精簡職工隊伍；壓縮黨政機關和社會集團的購買力；提高農副產品的價格，等等。
這些措施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八屆九中全會還抱著「十個指頭」成績和「一個指頭」缺點的看法，不承認大躍進對國民經濟造成的的嚴重後果，調整工作還是在肯定「大躍進」「已有的勝利的基礎上」來進行的。因此，當時確定的一九六一年的主要工業指標，如要求鋼的產量達到一千九百萬噸，比上年增長百分之一點六；原煤產量四萬三千一百萬噸，比上年增長百分之二點六；糧食產量要求達到四千一百億斤，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十點八。發展速度比「大躍進」的速度是大大降下來了，但仍然要求在上年過高的水平上有所發展，而實際執行的結果同人們的主觀願望相反。一九六一年上半年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戰線都在全面下跌，不僅距離完成計劃甚遠，而且大大低於上一年同期的水平。夏收的糧食產量也沒有達到計劃規定的指標。
在這種情況下，一九六一年把月下旬至九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認真研究了工業狀況。會議對當時工業生產中的混亂和被動局面有了較深的了解，九月十五日向全黨發出了《中央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在這一指示中承認，八字方針雖然提出一年多，但由於情況不明，認識不足，經驗不夠，一直沒有按照實際情況降低指標，以致調整工作沒有能夠有效地進行，喪失了一年多的時機。現在再也不能猶豫了，必須以最大的決心，把工業生產指標和基本建設規模降到確實可靠的水平上。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從全局出發，在應當後退的地方堅決後退，而且要退夠。廬山會議確定了具體降低鋼、鐵、煤、電等重工業產品的生產指標，縮短基本建設規模的指標。又對四十種急需的輕工業和手工業產品及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提出具體的發展指標。這次會議提出「退夠了再前進」的思想是符合實際的，但經濟調整工作仍然不能越過「肯定『三面紅旗』成績」的障礙。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發言時，毛澤東插話說：「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沒有什麼了不得」。隨後他又形象地說，「現在退到谷底了，形勢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了。」（註四十）因此，「退」的決心還不大，這一年計劃指標還是很高，始終沒有放下大躍進的架子，結果，調整后的計劃也沒有完成，工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下降百分之三十點九，國民收入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二十九點七主要工農業產品，除糧食略有增長以外，多數下降，有的下降幅度很大。吃穿用的緊張局面還在發展。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大家對經濟形勢講了一些真話。初步總結了「大躍進」的教訓。但是，在對經濟困難程度的估計以及如何克服困難的步措施上，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央領導核心間和高級幹部中，存在著不同的認識。一部分人能夠實事求是地承認國民經的嚴重局面，主張採取堅決有效的調整措施，扭轉危局。另一部分人不願意承認工作中犯了錯誤，把困難主要歸之於農業遭到的自然災害，認為只要農業有了好收成，困難就過去了。他們留戀「大躍進」，不僅不肯下馬收攤子，還認為政策的後退是右傾，並且隨時準備反「右傾」。
真正實現「退夠」還是「西樓會議」。七千人大會結束后的第十四天，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后稱「西樓會議」。這次會議上，陳雲分析了經濟形勢的嚴峻情況，提出了克服困難的六點措施。西樓會議以後，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中央財經小組，統管經濟工作，由陳雲任組長。五月七日到十日劉少奇又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通稱「五月會議」。這次會議，進一步統一了調整國民經濟的認識，特別是在精簡職工和城市人口、切實加強農業這兩件事上下定了決心。進一步調低了一九六二年的各項經濟指標，明確了國民經濟調整的具體方案。在這次會議以後，對國民經濟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 減少城鎮人口，精減職工
城鎮人口在一九六一年已經減少一千多萬人（其中減少職工八百七十三萬人）的基礎上，一九六二年又減少一千萬人（其中職工八百五十萬人）。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兩年內減少城鎮人口二千萬人以上。（註四十一）精簡工作一九六三年還繼續進行。從一九六一年一月，到一九六三年，三年共減少職工一千九百四十萬人。如果減去同期安排就業的大中專學生等，凈減職工一千七百四十四萬人。其中，下鄉參加農業生產的有一千三百多萬人。精簡職工相應帶來城鎮人口減少，截至一九六三年六月，共減少城鎮人口二千六百萬人左右。（註四十二）
（二）壓縮基本建設規模，縮短基建戰線
一九六零年基建投資完成三百八十四億元，一九六一年減到一百二十三億元，一九六二年計劃減到四十六億元，後來實際完成五十六億元加上自籌完成六十七億元。這樣，積累率就從一九六零年的百分之三十九點六降到一九六一年的百分之一十九點二，一九六二年進一步降到百分之十點四。基本建設的大中型項目，從一九六零年的一千八百一十五個減到一九六一年的一千四百零九個，一九六二 年進一步減至一千零三個，許多工程下馬。
（三）縮短重工業戰線，實行某些必要的關、停、並、轉
首先是壓縮鋼鐵指標。一九六零年鋼產量一千八百六十六萬噸，一九六一年壓到八百七十萬噸，一九六二年最初的計劃是七百五十噸，後來調整為六百萬噸，實際完成六百六十七萬噸。煤炭，一九六零年實際產量三萬九千七百萬噸，一九六一年完成二萬七千八百萬噸，一九六二年計劃二萬五千一百萬噸，後來調整為二萬三千九百萬噸，實際完成二萬二千萬噸。關、停、並、轉，一九六一年已經開始。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全民所有制企業，一九六一年已經比一九六零年減少二萬五千個，主要是大躍進時期發展起來的地方小企業。一九六二年繼續減少了一萬八千，兩年合計減少了四萬三千七百個，相當於一九六零年九萬六千個的百分之四十四點八。
（四）加強對農業的支援，大力發展農業
首先，是精簡職工下放城市人口，停止那些徒勞無益的水利建設，農村勞動力一九六零年只有一萬七千零一十七萬人，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兩年，增加到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萬人。其次，減少糧食徵購量。為了解決國內糧食供應不足，僅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兩年，凈進口糧食一百六十多億斤。第三，加強工業對農業的支援，向農業增撥鋼材、木材、毛竹，滿足農村製造小農具需要。到一九六二 年，農村鐵制小農具基本上恢復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一九六一和一九六二年，集中力量修理農用拖拉機、排灌機械及運輸工具。第四，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對農民實行退賠。一九六一年糧食價格提高百分之二十五，幾年來由國家財政共向農民退賠二十億元。
（五）對一些急需的工業進行了充實
在輕紡工業方面，除了恢復傳統手工業和一般輕工業產品外，還發展了洗衣粉、塑料、化學纖維工業。在重工業方面，特別是保證了石油工業的發展。原油產量一九六零年五百二十萬噸，一九六二年五百七十五萬噸，化纖一九六零年一萬零六百噸，一九六二年一萬三千六百噸，一九六五年達到五萬零一百噸。（註四十三）
（六）整頓了經濟秩序，整頓了管理
在經濟管理方面，進行了一些必要的集中。同時，在工業、農業、手工業、商業、財政、銀行、計劃各個方面，都制定了許多新的規章制度。
（七）穩定市場，回籠貨幣，消滅財政赤字
首先是大力壓縮財政支出，特別是基本建設和各項事業支出；其次，清倉查庫，處理庫存積壓，包括機關招待所的物資；第三，在堅決穩住一十八類基本生活必須品價格的基礎上，對部分商品實行高價政策，如糖果，糕點，飯館，自行車，尼龍襪子等。第四，堅決打擊投機倒把。開頭，自由市場上許多產品的價格，比國營的價格要高几倍甚至十幾倍。經過採取上述措施，很快回籠了幾十億貨幣，自由市場價格就下來了。
經濟調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全民所有制」條件下，說是「全民」所有，實際無人負責，工程下馬以後，很多地方對停建、緩建工程撒手不管，造成了很大損失。一九六一年九、十月，建築工程部派了幾個工作組，到瀋陽、天津、太原、西安、蘭州、長沙等城市，對停建緩建的項目進行了調查，向中共中央送上了調查報告。（註四十四）報告稱，截至一九六一年九月的不完全統計，上述六個城市先後停建的工程共一千零三十五項，建築面積三百三十四點四萬平方米，約佔開工工程的一半左右。其中，只搞了基礎的有九十五點四萬平米，占停建工程的百分之二十八點五；主體工程進行了一半的約有一百三十二點九萬平米，佔百分之三十八點六；主體工程基本完成的有七十四點六萬平米，佔百分之二十二點三；只剩下少量裝修工程的有三十一點四萬米，佔百分之十點六。到工作組檢查的時候，許多工程基礎下沉，柱子歪斜，屋面漏水，門窗玻璃丟的丟，壞的壞，甚至房倒屋塌，造成傷亡事故。天津東郊電廠、天津西郊電廠的主廠房和天津鋼廠的粗軋車間，都是只挖了槽，打了基礎樁，就停下來了，這些基礎槽，都被雨水灌滿，槽幫遭到嚴重破壞。瀋陽市籌建的小洋水泥廠工程，主要廠房已建成，機械設備也基本安裝起來，由於地下防水工程沒有做，地下水滲出，深達三米，把安裝在地下室的機電設備全部淹沒。商業部蘭州石油倉庫的宿舍工程，磚牆即將砌完，停工以後，由於沒有搞好排水，四面牆基全泡在水裡。太原藝術學院新建的二千六百平米的食堂工程，只等掛瓦，就停了工。一九六一年八月底，一陣大風把屋頂刮掉，颳倒了牆，壓死了三人，傷了兩人。
停建以後，工地上的大量建築材料保管不善，造成了很大浪費。據瀋陽、天津、甘肅等四地的不完全統計，共留下鋼材一萬零二百八十五噸，木材一萬零九百立方米，水泥一萬二千六百五十噸，以及大量的地方建築材料。這些材料不僅獃滯積壓，而且很多損壞變質。天津炭黑廠工程進場的白灰一百三十八噸，大部分被風颳走。
有些設備，露天放置，無人管理，損壞嚴重。瀋陽市磚瓦廠一套隧道窯，停建以後，兩台鼓風機放在野外，全部生鏽，二百多個爐篦全部銹爛，不能使用。瀋陽合成氨廠七台大型設備也是露天堆放，任其風吹雨淋。天津東郊電廠第一期十萬千瓦的進口發電設備和第二期的十萬千瓦的國內設備，先後進廠，一無倉庫，二無遮蓋，在車站、馬路以及施工現場，到處亂擺亂放，普遍生鏽。
許多停建工程下馬以後，多佔的土地沒有及時退還，任其荒蕪。凡是工程下馬之處，都能看到殘垣斷壁，荒草萋萋。很多建築就成了香港人說的「爛尾樓」。
在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上級一聲令下，說停就停。很多本來可以利用的工程，功虧一匱。瀋陽地區一九六零年砍掉的中央和省屬工程中，有十三項已經基本完成，只需用很少的材料和人工，抹抹灰，上上油，裝上玻璃，就可以竣工使用，但由於「一刀切」，這些工程無人收尾。
不管代價多麼大，以上措施對於糾正過激的政策，還是取得了明顯效果。到一九六五年，國民經濟逐漸恢復到正常狀態。
但是，這樣大步倒退，雖然穩住了經濟，但毛澤東從心底里是不滿意的，國民經濟稍有轉機，他就想反右，一九六二年夏秋經濟形勢剛有轉機。毛澤東等人卻認為形勢本來不錯，主張實行大調整的人把形勢看得過於嚴重了，犯了所謂右傾錯誤，颳了「黑暗風」。於是在八、九月間相繼召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就又發動批「右傾」，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為新一輪政治鬥爭埋下了殺機。
註解：
[註四十]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七三頁。
[註四十一] 同上，第一零六零頁。
[註四十二] 徐棣華：《精簡職工和城鎮人口》，載柳隨年等編：《六十年代國民經濟調整回顧》，第一三三頁。
[註四十三] 柳隨年：《「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提出及執行情況》，原載《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零年第六期。
[註四十四] 《批轉建築工程部黨組關於停建緩建工程中存在問題的調查報告》，一九六二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六二]十號。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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