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六四亲历者唐路：忆天安门血腥清场

【新唐人2014年2月24日讯】（新唐人记者唐音采访报导）网路上近日传出了一段海外媒体在1989年6月4日早晨，采访刚刚从天安门广场撤离的学生的视频内容，引起轰动。新唐人记者采访了视频中的一位当事人——当时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一年级学生的唐路。

目前她是旅美的作家、画家和社交网站上活跃的网友。她回忆了从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的经历，以及六四屠杀对她人生的改变。

记者：近日有一段六四屠杀后学生对海外媒体讲述当时真相的视频曝光了。视频中有一个用英语讲述天安门广场上屠杀的女学生，那是您吗？

唐路：那是我。

记者：你当时的身份是什么？

唐路：我当时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一年级学生，也是我们二外三个头头之一。当时你看那镜头上三个人，我右边有两个男的，我们就是二外的三个头头。他们两个是外贸系四年级的。

记者：你还记得当时采访的情况吗？

唐路：我们当时逃出来以后，召集了一下二外同学，居然找到了十几个人。大家就在胡同深处往前门、崇文门方向走，也没啥具体目的地，总之朝离天安门远的地儿走。撤离广场时我们的袜子和鞋全都被踩丢了。当时我差点都被踩死，是爬上坦克履带逃出来的。

我当时跳下坦克，刚走了几步，就遇到那个摄制组。我们也不知道记者是谁，也不知道是哪个电视台的，根本就没有问，没时间问。当时非常混乱。

我记得问我话的那个记者是个女的，满头蓬松的乱发，扛摄像机的是个男的，留着大络腮胡子， 两个都是西方人。我当时猜他们可能在外面忙了一夜了，挺佩服他们的勇敢的。

当时录完我就叫他们别再采访了，我跟他们说：“赶紧走吧！”我跟他们指了东南崇文门方向，他们就往那儿奔了。因为我们听说那时候在抓记者，而且也在抢他们的磁带。

记者：当时从天安门广场逃出来的学生，是个什么情况？

唐路：当时枪声还不断。而且大批端着冲锋枪，戴着钢盔的士兵跑步往广场里面冲。但广场边上还有很多群众站在那儿等着学生出来。我回头往纪念碑方向看，心想这没准儿是最后一眼。广场上几缕浓烟升起，有群众说：“他们在烧尸体呢！”我们挺悲愤的，天也开始下起濛濛细雨。听见有人说：“看，老天爷都在哭了。” 我心里也在哭, 不知有多少无辜的人遇难了。

我们在胡同里慢慢走，老百姓都站在家门口，他们叫我们拿掉头上戴的布，说现在抓学生呢，要隐瞒身份。（当时学生大多头上戴一条红色或白色的布，上面写了口号。我戴的是红布，从一面红旗撕下来的，上面有同学的签名，你在视频上看得到）。然后老百姓给了我们一些鞋。给我的是一双很大的男式皮鞋，穿着跟撑船似的。

我们三个头头商量了一下，由 （视频里）中间那位披白床单的姓赵的同学带大伙儿就在崇文门一带四合院、老百姓家里藏着，藏着就别动了。我跟（视频中）戴眼镜的那个男生回二外找辆车把同学们救回去。我俩一路从郊区抄小路走，走的很辛苦，在农田里跋涉了几个小时我忘了。回到学校南门，在门口站了一堆老师同学，他们已焦急地等了一夜了。我跟他们讲了广场的情况，学校派一辆救护车，车上还跟了一位老师。

记者：你们后来是又回到天安门了，是吗？

唐路：我们不可能从东长安街、建国门外大街回天安门了，就一路从郊区抄小路走的。

我们穿过白桦林和农田的时候，就看到有很多埋伏的军队。作为个人爱好，我本来就很喜欢看《兵器知识》等军事方面的杂志和书。但我当时都傻眼了：所有的武器装备，包括吉普车上面架的天线，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非常先进，完全是正规作战的那一套。

我当时心里很复杂，不知不觉悄悄地留下了眼泪。这是我从四月底参加学运来第一次哭。我当时想：“不知有多少人被杀害了，那些留在崇文们的同学是否还活着。”我也想，早上刚捡了条命，没准儿此行我这小命要丢了，因为当时听说军队专捡救护车开枪。后来我们辗转居然奇迹般地回到了崇文门外，居然还找到了那些同学，就把他们全都救回去了。

记者：后来中共对很多大专院校“秋后算账”，你有没有遇到？

唐路：后来我们所有那些同学都回家了，本地的和外地的同学全走了。不是放假，老师劝他们赶紧返家，因为那时候到处在传要打内战了，二外附近的粮食杂货铺有很多当地群众忙着抢购食品。

我留了下来，我想看看他们内战是怎么打的。我们整个女生宿舍楼就我一个人。
我把六月三号傍晚带到天安门的那把新疆匕首和我的头上戴的那块红布藏在我宿舍一张空床底下我的箱子夹层，准备随时战斗。

后来还真来抓人了。抓人那天非常奇怪。

六月几号我忘了，有一天，辅导员在操场上碰到我，他表情挺诧异的。他说：“你前几天在干嘛呢？保卫科在到处找你呢。”
我说：“我在宿舍”。
他问：“那天你在吗？”
我说：“我在呀。”
“他们砸了很久的门，以为你回家了。就走了。”
真是来抓人了，结果我是在那睡大觉呢。那几天确实太累，睡过去了。我真是没听见他们来砸门。

记者：你能回忆一下六四天安门清场的情况吧，从六月三日晚上讲起，好吗？

唐路：我是傍晚到的。我那天下午本来在跟系上那位政治辅导员打网球，听说学校南门有学生砸军车拦军车，我当时拿着网球拍子就冲过去了。那几辆军车都停在门前那条大路上，车首朝西，他们是从东面北京以外地区开向广场，我们南大门面前的杨树怀抱的大柏油路是东面进入北京城里的要道。这些戴着绿色帆布蓬的野战军车象是我们小时侯看的解放军作战的情形，军车四周有几十位学生老百姓围着。车的挡风玻璃都砸烂了。我看没啥好砸的，就把所有的轮胎放了气。我也趴上几辆军车后部，里面挤满了士兵。我跟他们讲学生都是爱国的，不要伤害我们。这些战士都埋着头，不正眼看我们。我看他们嘴唇绒毛上冒着细汗，大概有18，9岁，心里挺可怜他们的。

这时我那前卫艺术家男朋友慌慌张张地骑车从西边过来，告诉我他经过天安门广场时，看到学生很少，急需增援。我急忙回到我的宿舍，换衣服。我想肯定这晚上有场恶战，不能穿的显眼。我换上黑棉蝙蝠袖短腰夹克，黑牛仔裤后兜里藏着一把红色的新疆匕首，我把一条红布戴在小男孩式的头发上，红布上有广场上认识的战友亲笔签名，是我的制服。我跨上我那辆红色女式飞鹿自行车，一气儿往天安门骑了20多公里，踏上了不归之路。现在说起这些往事，好像是我上初中时爱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说书，《岳飞传》，《杨家将》什么的。我觉得整个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章回体小说，或按西方人的角度，一部超现实恐怖片。

话说我当时在宿舍穿上那一套黑夜作战服，写了一封很短的遗书给我那搞前卫艺术的男朋友，告诉同宿舍一位贵州女生，如果第二天我没返校，就把这封信交给他，但我没说是遗书。我故意没跟他道别，怕他拦我。我骑着自行车，从（二外）西门溜的。南北门都有老师在拦学生，不让出门。夕阳西下，我一直往西骑，路上车很少，心里老念着我从小崇拜的杰克伦敦那句名言：“我宁愿是燃烧过后的灰烬，也不愿为地上灰尘！”

我一路上从建国门外大街直到东长安街都看到了好几堆被砸的军车、烧毁的公共汽车，一片狼藉，感觉就像穿过战争片的一个个场景。骑到天安门广场天都黑了。一到广场才奇怪，怎么“歌舞升平”的？好多人在那散步乘凉。我还看见小孩、全家人都在散步，拿着大蒲扇，挺热闹的。

还有好几个推着三轮平板车的小贩在广场上卖小吃，主要是卖煮花生，茶叶蛋，馄饨。

我把车停在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在叫国家历史博物馆）后院 ，我想明天再去取，那地儿还算安全，我前几天才在天桥街头旧货市场买的二手车，100块钱呢，用了我好几个月攒的零花钱。那时我每月就只有父母汇的100块钱，还算是富姐呢。

我停好车，就去买点儿吃的。不能当饿鬼。我就劝那个卖小吃的：“你赶紧走吧，军车都开进来了，你还卖什么？”他没听我，埋头忙他的。生意太好了。然后我又碰见一对匈牙利的夫妇，是旅游的。他们用英语讲：我们就是共产主义国家出来的，我们很理解你们，我们站在你们学生一边，我们一定要留下来支持你们。我说：别了，你们赶紧走吧。

很多学生、市民忙着把汽车道上的路障全部排列组合，准备堵军车。我记得骑车经过建国门外大街和东长安街就看见各处都在设路障，就是把一排排钢管联起来的水泥墩子横着摆在街上，公共汽车也都这么横着，

后来十点过的时候，有辆着火的装甲车在人民大会堂前面不远横冲直撞，轰轰的开过来撞上一排路障，离我就几米远。有一群人跟着它跑，向上面砸燃烧瓶、石块、砖头。这个有视频，而且经常用。

我们当时不知道是谁传过来的，说是会打催泪弹。五月二十号下达戒严令以后就打过。我们也不懂怎么防，但有学生说把毛巾弄湿了捂在鼻子上挺灵的，我们就号召大家找毛巾手帕，教同学防催泪弹。

记者：那6月3日夜里，你们在天安门广场上都干什么了呢？

唐路：你想想这一晚上那能干嘛呀，就在那儿讲故事讲笑话唱歌，挺无聊的。然后有些人在纪念碑台阶上演讲，宣布成立民主大学，又有人指挥大家唱《国际歌》和《龙的传人》，鼓励大伙儿的斗志。

从我傍晚进入广场，几个高音喇叭就在那声嘶力竭的喊，是个女的声音，声音很尖很刺耳。讲什么现在是反革命暴乱，请同学都离开天安门广场，否则后果自负！我当时非常反感，谁去理他们这一套呀。

到12点以后，好些老百姓都散了，但是还是有些零零星星的看热闹的。这个很重要，因为死了很多也就是老百姓。

到了3点过了时候，广场上的灯都灭了，到处都黑乎乎的，只有毛主席纪念堂那里的灯还亮着。我记得人民大会堂只是屋檐下有微弱的灯闪着。就有人把帐篷拆了，点了几堆火，纯粹拿来照明的，不是要销毁帐篷。

后来我急着找厕所，这广场本来是有厕所的。你知道那厕所在哪吗？游行的时候我才知道，这广场的设计是有很多名堂的。它就在那个历史博物馆前面马路这边，还在广场上面，南北方向有几排整整齐齐的长方形的洞，都设计好了的，平常有铁盖掩着，即使注意到了会以为是一般的下水道口，我五月份当纠察队员成天在广场站岗保护绝食学生时发现的。那时当局就是在此设立了简易厕所，把那些长方形铁盖儿一掀开，用帆布围一圈儿那就是公共厕所。但六月三号那天晚上我没敢往那厕所方向走，离大部队太远，是民主女神像附近。

我就憋尿呀，这怎么办呀？得找个地儿撒尿去，我就想着找个（学生的）帐篷。结果找了几个帐篷，都有人。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因为我就觉得肯定有人被坦克压死。那时有人在帐篷里睡觉，也有人在聊天。

我这不是憋得慌嘛，怎么办？我只好往人少的地儿走，帐篷主要是集中在纪念碑前北面那一块，延伸到民主女神像那边。我就往西走，往人民大会堂走，那边是空地，反正走远一点没人了吧，我就在那儿撒尿。撒完了，我抱着好奇心，就往人民大会堂前门那儿晃悠。结果我发现了啥？这个太可怕了！

人民大会堂台阶底下有一队军人正冲出来，拿着冲锋枪，冲锋枪上面是刺刀，有好几百人呢。原来台阶下有地道通口！而且很大、很大！士兵象一群蚂蚁的，源源不断地从地底下冒出来。他们跑得很快，但悄无声息的，这点是最恐怖的，悄无声息！象地狱里钻出来的密密麻麻的鬼魂。

我记得当时那个人民大会堂是有一点灯，很暗，所以我还看得见他们出来，为什么？但是出来人都是黑影，那刺刀，钢盔微微地闪着寒光，太恐怖了！

这场景我现在回忆起来都打寒颤！

记者：你当时怎么办呢？

唐路：我当时以为我完了，他们拿着刺刀，冲得又那么快，都不用开枪，一刀就可以把我捅死了嘛。我撒腿就跑，赶紧回纪念碑报告消息。

他们说：人呢？大家一看，没有当兵的追我呀。后来才发觉了，全埋伏在远处毛主席纪念堂北边那一排松柏树后面。你知道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吗？就是那些钢盔刺刀上微微闪的寒光。

我们当时觉得真是正规军来了，打埋伏战呢，让我想起《渡江侦查记》。但我们还是很天真，以为他们最多打点儿催泪弹，吓唬吓唬我们。他们是人民子弟兵，所以我们当时也不怕。

其实我当时已经觉得很严重了，整个是战争。不过我还是有点兴奋，就是“窃喜”，因为我小时候看的电影都是战争片，一心想当革命英雄，老叹气自己生不逢时。我带着匕首来广场就是要当民主英雄。
然后呢，埋伏了半天也没动静。但突然间，就像在洞里面放鞭炮，“砰砰砰”的闷响，远处、近处就开始响了。响了我们在那笑呢，橡皮子弹，怕啥呀？然后，哎？怎么子弹就开始在脑袋上飞了，我们还得坐下来。子弹嗖嗖嗖在我们头顶上飞着，在黑暗的天空中划出一道道亮光。那时就不能站起来，必须坐下来。当时有点世界末日狂欢的气氛，我和周围几个同学老讲笑话，还互相诉说这辈子吃的啥东西是最好吃的，可能大家都有预感我们已没了最后的晚餐。还有人欢呼：“过年啦，放鞭炮了！”后来一看：不对呀！这橡皮子弹怎么在纪念碑上全是火花呀？溅得是火花！

一想，完了！这是真子弹啊！

然后马上就有受伤的同学就抬进来了，我记得很清楚，还有缴获的当兵的钢盔，冲锋枪，拿给我们展示，说已经开始杀人啦，看着吧，这血衣、伤员。我是远远的看着。

那时候天安门呢，就像一个鬼城似的，因为我们这不是黑的吗，天安门那儿开始烧了，我们一看，烧的不是天安门，烧的好像是军车，烧的那个火花，那个火光就印着天安门，挺恐怖的。

我们当时也不怕，真不怕。确实也有很大的悬念，不知道军队要干嘛。但是大家好多都在说，别动了，不能离开了，我们已经被包围了，而且我们也真是不想走。

后来， 大概四五点吧。我记得当时天特别黑，还没亮，但是快亮了。砰的一下广场上的灯全亮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广场有这么亮。好像是舞台上有出戏要开场了。

亮了不久，我记得从三面——北面是天安门， 东面是历史博物馆，西面是人民大会堂，从北、西、东三面同时“轰轰”的声音覆盖过来，我这辈子从没听过这么大的噪音，那种噪音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太可怕了！

就是坦克！有很多，同时很快的开过来，实际上就是在突袭包围我们。那些坦克象一大堆黑压压的怪兽气势汹汹排山倒海地压过来。它们所到之处，夷为平地，我刚才不是说这些帐篷里面还有人睡觉吗？我没注意到有谁专门去每顶帐篷叫同学出来，没有，因为没有想到他们要压帐篷。那些坦克开得那么快，当时谁想去帐篷通知同学肯定也来不及！

然后它们轰隆隆就压过来了，压得很快，我们就看着那些帐蓬一顶顶接着倒塌。我亲眼见着民主女神轰隆就倒了。也不知她旁边有没有学生，因为民主女神像是靠天安门那边，他们那可不管，就是缩小包围圈。我周围人还是不怕，有人还欢呼：“象战争片！”

我想：完了，这回真要把我们压死了。可坦克到了一定距离，又都不动了，不动了我们才隐隐约约看见每辆坦克后面全是步兵。我当时知道这是正规作战战术，坦克打头阵，步兵押后，近距离肉搏。

后来隔了不多久，一队士兵举着 带刺刀的冲锋枪冲上纪念碑北边的台阶，打那几个喇叭、是高自联的喇叭。我亲眼看见他们“叭叭”的（开枪）打。

后来就僵持起来了，当时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绝食的四君子在纪念碑上面，但我在台阶西北边，看不请上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看见他们的黑帐篷还耸立在那儿。在纪念碑台阶上的几十个士兵就转过身来，用枪口刺刀瞄准我们。我当时脊椎骨象被寒光猛刺了一下，满脑子想的就是《瓦尔特包围萨拉热窝》里纳粹军队扫射学生的悲壮场面。但我很快就自我安慰，又不是机关枪，他们怎么杀我们？这两三千人也杀不了啊。

记者：你们后来是怎么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呢？

唐路：后来听说，广场绝食的四君子商量了一下，请侯德健去跟军队去谈判。我当时是看着几个人往广场东北方向过去了。

过了不久，他们就回来了，说军队同意让学生和平撤离。

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往东南走，说是给我们在那儿开了一个口子。开始时我们是慢慢的走，举着红旗， 手挽手 ，唱着《国际歌》呢。大家都觉得挺灰心的，但是没有任何人反抗、说不走的或者往反方向走的。那个场景挺悲壮的，我旁边有一个同学，拿着台小录音机录他的感受。

但很快队伍就乱了，就开始打人了，不是和平撤离了。 一开始打，我就听见那个声音挺奇怪的，是打在肉体上的“噗噗”的声音。学生都傻了，就慌忙往里面挤，撤退队伍整个就乱了，全都在逃命。突然一下，整个场面象梦境，一切都是慢动作。 我们二外队伍是靠西边的，不是往东走吗，我们就成了撤离队伍最后的一部分，被打的对象。那些步兵从坦克后面跑出来了，把我们团团围住。他们是拿着木棒和铁棍的，没有用枪来赶。打我的那个木棒，大概有一米半长，很大，很粗。铁棍，因为没有打着我，我也就不记得有多长。

我终于明白了足球场上观众踩死人是怎么踩死的？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个子小，比较瘦小，我当时就觉得憋不过气来，我就没法呼吸了。而且我当时双脚都离地了，袜子和鞋也踩没了，也顾不上去找鞋。整个人都悬空了，就被人群给抬起来了。那个胸部就一直被憋着的。我戴的眼镜在我脸上全挤碎了。

踩死人是这样的，就是说没有办法呼吸，是憋死的，不一定是物理上的得把我肋骨给踩断，踩死。我们就踉踉跄跄地往前移，我整个人就身不由己了，跟着这个人群移动，因为我脚是腾空的。

开始是踩着倒下的帐蓬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后来我记得我踩了几个人，我踩上去，他们谁都没动！你踩个活人，他怎么样也得动一动。这一点我印象太深了！那种情况我不可能去救他们，也不可能去看人死了没有？

后来我就给挤出来了，就给挤到外围了，踉踉跄跄就摔在地上了。我记得当时脸都撞在在水泥地上的，趴着摔的。水泥地又冷又硬。我还没有爬起来，有个当兵的就用脚使劲踢我，骂得挺凶的，是粗话，所以采访我时，我用英文讲，我不想说粗话。我当时听的非常刺耳，心里挺委曲的，其实已经来不及心理委曲了，那木棒就挥下来了。但一接触到我头皮，就轻轻地点了一下。我脑袋嗡的一下，但没觉得疼。

然后我又往人群里面爬，连手带脚的爬，挤、挤、挤，又回去了，又挤得我脚又抬空了，又没法控制我自己的走向了。

怎么都动不了，我整个人都绝望了，然后我前面就有人在哭，一个女孩在哭。我劝她别害怕。后来挤啊挤，就把我挤在一辆坦克边上了。我怎么也动不了了，差点没把我憋死，那辆坦克——我记得很清楚——它那个金属履带硌着我的身体，硬帮帮，生疼生疼的。

我就这么被夹在人群和履带之间，压得我挺难受的，怎么也挤不出去，就一直就憋在那儿，憋了憋了好久我记不清了，就是横竖动不了。我当时想都没想，就往履带上面爬。爬上去一点儿都不难，当时也一点儿都不怕。

爬上履带了我继续匍匐前进，就是模仿我在电影里看过的战士作战中匍匐前进的动作。坦克的盖儿是打开的，露出个当兵的脑袋，他架着机关枪，瞄准下面的人群。机关枪是朝西的，我记得我爬的那个坦克，是在广场的东面，不是都在往东南那个口撤吗？所以我爬的那辆坦克是在广场东面，就是历史博物馆那个方向的，那挺机枪是对着人群的。我就从机枪枪管下面悄悄一点儿点儿蹭过去的。我偷偷看了眼那士兵，他根本没看我一眼，全神贯注地托着机关枪，我爬过去机关枪就从履带的另一面（南面）跳下来。实际上我是抄了个近道。我一爬过那个坦克，离那个出口就近多了，那边就松得多。我跳下来，就可以走路了，人群稀稀落落的。我居然还找到了几个二外的学生，头上冒着血，我扶着受伤一位男生慢慢走。有好几队人，就是这么互相搀扶着，有的同学悲愤的举手打着V字手势，那两个月我们游行时都做这手势，也不知是谁起的头。

也有同学哭，哭的挺惨，可能觉得灰心吧。我心里也很痛苦，但是强忍着，不愿意哭。真是很沮丧，觉得我们输了，打不过他们，怎么打得过呀？那么残酷。一位男生拿着一副很小的眼镜边蹒跚走着，边痛哭着。我走上去仔细一看，眼镜上沾满了鲜血，其中一块镜片上有一个小孔。他告诉我他不久前被堵在在纪念碑南端，亲眼目睹一位12，3岁的小女孩，为了保护她6，7岁的小妹妹，被一群在那跑步进广场的士兵近距离枪杀的。她和妹妹头天晚上到广场来乘凉，后来困在广场一夜。没想到军队拿着冲锋枪扫射群众。

记者：你对着镜头好几次你很气愤，你气愤的是什么？

唐路：我最气愤的就是把我们当成敌人，用正规军作战。凭什么呀？他们那么多坦克、装甲车、冲锋枪、刺刀，荷枪实弹的来。

我们那两个多月一直就是要请求跟他们对话，多可怜呀？还绝食呢。我当时就觉得要求对话有点天真，可政府连这一点都达不到。

我本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因为我爸“文革”关了十几年牛棚，我出生之前就关进去了。我妈也受牵连，下放劳动。所以他79年平反以后，一直就给我絮絮叨叨的说，你就不能碰政治，这是很可怕的。我也不感兴趣。我最讨厌政治课，成天在那里喊口号，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讲阶级斗争？斗谁呀？我小学时候就觉得挺好笑的。

然后学生绝食很多天以后，这些人都还不出来对话，我当然就气了，我说这是什么政府呀？连学生请你出来对话你都不敢出来，这什么政府呀？它没把你当成人！你是它的奴隶！

后来我闹得厉害的就是5月20号戒严令下来后，我更气。那天二外有几位同学，而且都是不怎么闹的同学，在街上就被一群武警用警棍打伤了。他们用几根警棍同时触电，那人会瘫死，太残酷了。我们系就有个大一同学躺了几个月，还不敢讲自己是被武警打的，只好说是自己从楼梯上不小心摔下来的。当时我去男宿舍看瘦瘦小小的这位贵州同学躺那样，就特别气。

我当晚就去了天安门，结果在新华门那留下来了。我还在那里当个头头，就是领着喊口号、发表演讲、领着大伙儿唱《国际歌》。我那天穿着白牛仔裤，红衬衫，头上裹着那条红布，用摇滚乐的节奏指挥《国际歌》，几百号学生群众还挺响应的。现在说起这事儿，感觉那天晚上气氛有点儿象摇滚音乐会。我从15岁听Wham, Bob Dylan, 披头士，但从来没去过什么摇滚音乐会。那时极少。在新华门，我们跟一排站在门口的士兵僵持了好几个小时，后来士兵坐下来，我们也静坐。其实我们也没有使劲要冲，冲也冲不进去，就一直在那儿静坐。我推特上发的那张黑白照片，就是第二天早晨回广场照的。

记者：有了这样的经历，对你后来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唐路：有两点：第一点，以前在家里还是挺宠的，挺自私的吧。家庭条件还是比较优越的，父母都知识份子，都是画画的。但就那一晚上、那一早上，我觉得我这人彻底变了，有点象脱胎换骨。都改变什么呢？六四以后我就不会只顾着自己，突然一下有了责任感。那时候就下定决心，觉得不能让那些人白死了。这个政府太残酷了，一定要改变。所以这25年一直背负着这沉重的责任感，在加上幸存者的负罪感。我活下来了，他们牺牲了。我不能再懵懵懂懂的活下去。

政府派了那么多军队、坦克，如此大规模的屠杀手无寸铁无辜的老百姓，是疯了不是？我们非暴力学运从来是爱国的，口号都不喊“打倒共产党”。当时视频里同学就在说他们疯了呀！所以我当时是气愤，我都气疯了！真的是气疯了！你看我（视频上）那个样子，非常悲愤！觉得自己非常无助，做不了事儿，帮不上忙，没法改变这个现状，非常悲愤！你知道吗？！所以当时就想一定要做点事儿，结果后来我阴差阳错的在澳洲，香港当了记者。

我在广场帮一些西方记者义务做口译的时候，就非常羡慕他们 －－羡慕他们很自由、新闻自由。我们争取的就是自由，民主，公开性。

我后来做了12年英文媒体，是非常难的事儿，毕竟不是自己的母语。但我想，中国人在英文媒体里面做记者，帮的忙会更大吧。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以外国记者驻北京的身份回北京，把真相告诉全世界，这是最大的梦想！

第二点，自己一辈子的生活，自己的心灵从六四那天凌晨永远改变了，我前几个月才开始心理治疗。我没有想到六四对我这25年影响那么大。实际上我们这些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抑郁症。我性格比较强，有苦从来不跟人说。我这抑郁症也不是很严重的，不是成天不出门、成天哭，我从来不会这样。就是一种心理阴影、一种心灵的创伤，影响到个人生活。

做社交网路媒体这些事吧，我心里好受一点。你要叫我成天把房子供下来、孩子养大，家里过个中层阶级的小康日子，就这么过，我本来也不是这样的人。不经历这个事，我也不会这样的。但经历了这个事，就更不是这样的人，有很大的责任感。

记者：六四过去了二十五年了，我们再谈六四的真相，你认为还有什么意义吗？

唐路：意义太大了！

96年，我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当英文记者，我去三峡采访，做了一个 关于三峡移民的广播节目。三峡当时拆迁几百万城镇居民及农民。万县一个火锅馆子的老板娘问我：“你是不是国外回来的？”我说：“你咋知道？”她说：“每次我给你拿什么东西来，你都要说谢谢，很礼貌。”然后她说：“你是国外回来的，那你告诉我，六四发生什么了？死了多少人？”

你想想：她一个下岗工人，开一个路边火锅馆子，这样的老百姓都知道六四杀人了，她很想知道具体的真相。她讲，她很佩服我们学生，叹气说世道更差了，她起早贪黑，还是没得赚。后来我到全国各地采访，几乎每处都有人提到六四，包括甘肃那些很偏僻的地方。我很有感触，六四的精神如此深入民心。六四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民主进程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

我在国内采访的时候，发觉很多维权行动，比喻说争工人权利、讨薪，环保组织，都是受六四影响、受六四的精神启发。有些非政府组织头头自己就在当地参加过89学运，不一定都去过天安门。有些非政府组织头头是记者自己成立的，直接领导，参与维权或环保行动。民众的觉醒肯定跟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他们的思维的冲击有关。

从孙志刚那时候起，民主、维权意识就开始大规模普及。基本人权、民主这些观念直接深入民心。

现在参与维权，新公民运动，街头运动及访民们跟我们六四一代的最大一点区别是：我们那时候学生老百姓喊的口号实际上是抽象的，我们也不懂新闻自由，民主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我到处去问民主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答不出来。当时信息实在不灵。谁都没有尝过在民主社会生活的滋味。

现在老百姓闹是因为切身利益被侵害了 －－切肤之痛。贪污几乎损害每家每户，强拆，城管暴行，滥抓访民，迫害家庭教会，镇压法轮功，贫富悬殊越来越大，藏人自焚越来越多，维吾尔人反抗越来越壮烈……现在媒体互联网这么发达，大家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了，我去年在成都见到17岁的中学生都在骂共产党“暴政”。他还没翻过墙，我叫他赶快翻墙看看真相。共产党镇压得很厉害，是因为他们很害怕，狗急跳墙。做的亏心事太多，太多了。 他们知道欠民众的血债太多，欲盖弥彰。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个暴政迟早要垮台的。就像一位藏人朋友说的。共党政权象一座沙子做的塔，表面上看起来还挺好的，一垮起来快得很。排山倒海之势。

视频出现后这两周，我看到推特, 脸书上这么多人（很多二十几岁的国内年轻人）关注我，提出要多收集发布关于六四的视频老照片，我心里翻江倒海的。我失望沉沦迷茫了20多年，觉得很多人被洗脑或遗忘，漠不关心，西方政府跨国企业忙着拍中国政府马屁，西方媒体也大多为利润驱动，一直陷于萧条。我都快绝望了。现在我终于看到希望的曙光了。最近一位湖南农民工在脸书上找到我，写给我这几句话：“你们回广场之日，我爬也要爬到北京，与大家大哭一场，分享那份迟来的胜利，血不会白流 ….. 感谢网路，感谢你们，家人不理解我的行为，但我不会放弃，哪怕更趋穷困潦倒，天亮不会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