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六四親歷者唐路：憶天安門血腥清場

【新唐人2014年2月24日訊】（新唐人記者唐音採訪報導）網路上近日傳出了一段海外媒體在1989年6月4日早晨，採訪剛剛從天安門廣場撤離的學生的視頻內容，引起轟動。新唐人記者採訪了視頻中的一位當事人——當時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英語系一年級學生的唐路。

目前她是旅美的作家、畫家和社交網站上活躍的網友。她回憶了從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的經歷，以及六四屠殺對她人生的改變。

記者：近日有一段六四屠殺後學生對海外媒體講述當時真相的視頻曝光了。視頻中有一個用英語講述天安門廣場上屠殺的女學生，那是您嗎？

唐路：那是我。

記者：你當時的身份是什麼？

唐路：我當時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英語系一年級學生，也是我們二外三個頭頭之一。當時你看那鏡頭上三個人，我右邊有兩個男的，我們就是二外的三個頭頭。他們兩個是外貿系四年級的。

記者：你還記得當時採訪的情況嗎？

唐路：我們當時逃出來以後，召集了一下二外同學，居然找到了十幾個人。大家就在胡同深處往前門、崇文門方向走，也沒啥具體目的地，總之朝離天安門遠的地兒走。撤離廣場時我們的襪子和鞋全都被踩丟了。當時我差點都被踩死，是爬上坦克履帶逃出來的。

我當時跳下坦克，剛走了幾步，就遇到那個攝製組。我們也不知道記者是誰，也不知道是哪個電視台的，根本就沒有問，沒時間問。當時非常混亂。

我記得問我話的那個記者是個女的，滿頭蓬鬆的亂髮，扛攝像機的是個男的，留著大絡腮鬍子， 兩個都是西方人。我當時猜他們可能在外面忙了一夜了，挺佩服他們的勇敢的。

當時錄完我就叫他們別再採訪了，我跟他們說：「趕緊走吧！」我跟他們指了東南崇文門方向，他們就往那兒奔了。因為我們聽說那時候在抓記者，而且也在搶他們的磁帶。

記者：當時從天安門廣場逃出來的學生，是個什麼情況？

唐路：當時槍聲還不斷。而且大批端著衝鋒槍，戴著鋼盔的士兵跑步往廣場裏面沖。但廣場邊上還有很多群眾站在那兒等著學生出來。我回頭往紀念碑方向看，心想這沒準兒是最後一眼。廣場上幾縷濃煙升起，有群眾說：「他們在燒屍體呢！」我們挺悲憤的，天也開始下起濛濛細雨。聽見有人說：「看，老天爺都在哭了。」 我心裏也在哭, 不知有多少無辜的人遇難了。

我們在胡同里慢慢走，老百姓都站在家門口，他們叫我們拿掉頭上戴的布，說現在抓學生呢，要隱瞞身份。（當時學生大多頭上戴一條紅色或白色的布，上面寫了口號。我戴的是紅布，從一面紅旗撕下來的，上面有同學的簽名，你在視頻上看得到）。然後老百姓給了我們一些鞋。給我的是一雙很大的男式皮鞋，穿著跟撐船似的。

我們三個頭頭商量了一下，由 （視頻里）中間那位披白床單的姓趙的同學帶大伙兒就在崇文門一帶四合院、老百姓家裡藏著，藏著就別動了。我跟（視頻中）戴眼鏡的那個男生回二外找輛車把同學們救回去。我倆一路從郊區抄小路走，走的很辛苦，在農田裡跋涉了幾個小時我忘了。回到學校南門，在門口站了一堆老師同學，他們已焦急地等了一夜了。我跟他們講了廣場的情況，學校派一輛救護車，車上還跟了一位老師。

記者：你們後來是又回到天安門了，是嗎？

唐路：我們不可能從東長安街、建國門外大街回天安門了，就一路從郊區抄小路走的。

我們穿過白樺林和農田的時候，就看到有很多埋伏的軍隊。作為個人愛好，我本來就很喜歡看《兵器知識》等軍事方面的雜誌和書。但我當時都傻眼了：所有的武器裝備，包括吉普車上面架的天線，我從來都沒有見過，非常先進，完全是正規作戰的那一套。

我當時心裏很複雜，不知不覺悄悄地留下了眼淚。這是我從四月底參加學運來第一次哭。我當時想：「不知有多少人被殺害了，那些留在崇文們的同學是否還活著。」我也想，早上剛撿了條命，沒準兒此行我這小命要丟了，因為當時聽說軍隊專撿救護車開槍。後來我們輾轉居然奇迹般地回到了崇文門外，居然還找到了那些同學，就把他們全都救回去了。

記者：後來中共對很多大專院校「秋後算帳」，你有沒有遇到？

唐路：後來我們所有那些同學都回家了，本地的和外地的同學全走了。不是放假，老師勸他們趕緊返家，因為那時候到處在傳要打內戰了，二外附近的糧食雜貨鋪有很多當地群眾忙著搶購食品。

我留了下來，我想看看他們內戰是怎麼打的。我們整個女生宿舍樓就我一個人。
我把六月三號傍晚帶到天安門的那把新疆匕首和我的頭上戴的那塊紅布藏在我宿舍一張空床底下我的箱子夾層，準備隨時戰鬥。

後來還真來抓人了。抓人那天非常奇怪。

六月幾號我忘了，有一天，輔導員在操場上碰到我，他表情挺詫異的。他說：「你前幾天在幹嘛呢？保衛科在到處找你呢。」
我說：「我在宿舍」。
他問：「那天你在嗎？」
我說：「我在呀。」
「他們砸了很久的門，以為你回家了。就走了。」
真是來抓人了，結果我是在那睡大覺呢。那幾天確實太累，睡過去了。我真是沒聽見他們來砸門。

記者：你能回憶一下六四天安門清場的情況吧，從六月三日晚上講起，好嗎？

唐路：我是傍晚到的。我那天下午本來在跟繫上那位政治輔導員打網球，聽說學校南門有學生砸軍車攔軍車，我當時拿著網球拍子就衝過去了。那幾輛軍車都停在門前那條大路上，車首朝西，他們是從東面北京以外地區開向廣場，我們南大門面前的楊樹懷抱的大柏油路是東面進入北京城裡的要道。這些戴著綠色帆布蓬的野戰軍車象是我們小時侯看的解放軍作戰的情形，軍車四周有幾十位學生老百姓圍著。車的擋風玻璃都砸爛了。我看沒啥好砸的，就把所有的輪胎放了氣。我也趴上幾輛軍車後部，裏面擠滿了士兵。我跟他們講學生都是愛國的，不要傷害我們。這些戰士都埋著頭，不正眼看我們。我看他們嘴唇絨毛上冒著細汗，大概有18，9歲，心裏挺可憐他們的。

這時我那前衛藝術家男朋友慌慌張張地騎車從西邊過來，告訴我他經過天安門廣場時，看到學生很少，急需增援。我急忙回到我的宿舍，換衣服。我想肯定這晚上有場惡戰，不能穿的顯眼。我換上黑棉蝙蝠袖短腰夾克，黑牛仔褲后兜里藏著一把紅色的新疆匕首，我把一條紅布戴在小男孩式的頭髮上，紅布上有廣場上認識的戰友親筆簽名，是我的制服。我跨上我那輛紅色女式飛鹿自行車，一氣兒往天安門騎了20多公里，踏上了不歸之路。現在說起這些往事，好像是我上初中時愛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說書，《岳飛傳》，《楊家將》什麼的。我覺得整個中國歷史就是一部章回體小說，或按西方人的角度，一部超現實恐怖片。

話說我當時在宿舍穿上那一套黑夜作戰服，寫了一封很短的遺書給我那搞前衛藝術的男朋友，告訴同宿舍一位貴州女生，如果第二天我沒返校，就把這封信交給他，但我沒說是遺書。我故意沒跟他道別，怕他攔我。我騎著自行車，從（二外）西門溜的。南北門都有老師在攔學生，不讓出門。夕陽西下，我一直往西騎，路上車很少，心裏老念著我從小崇拜的傑克倫敦那句名言：「我寧願是燃燒過後的灰燼，也不願為地上灰塵！」

我一路上從建國門外大街直到東長安街都看到了好幾堆被砸的軍車、燒毀的公共汽車，一片狼藉，感覺就像穿過戰爭片的一個個場景。騎到天安門廣場天都黑了。一到廣場才奇怪，怎麼「歌舞昇平」的？好多人在那散步乘涼。我還看見小孩、全家人都在散步，拿著大蒲扇，挺熱鬧的。

還有好幾個推著三輪平板車的小販在廣場上賣小吃，主要是賣煮花生，茶葉蛋，餛飩。

我把車停在革命歷史博物館（現在叫國家歷史博物館）後院 ，我想明天再去取，那地兒還算安全，我前幾天才在天橋街頭舊貨市場買的二手車，100塊錢呢，用了我好幾個月攢的零花錢。那時我每月就只有父母匯的100塊錢，還算是富姐呢。

我停好車，就去買點兒吃的。不能當餓鬼。我就勸那個賣小吃的：「你趕緊走吧，軍車都開進來了，你還賣什麼？」他沒聽我，埋頭忙他的。生意太好了。然後我又碰見一對匈牙利的夫婦，是旅遊的。他們用英語講：我們就是共產主義國家出來的，我們很理解你們，我們站在你們學生一邊，我們一定要留下來支持你們。我說：別了，你們趕緊走吧。

很多學生、市民忙著把汽車道上的路障全部排列組合，準備堵軍車。我記得騎車經過建國門外大街和東長安街就看見各處都在設路障，就是把一排排鋼管聯起來的水泥墩子橫著擺在街上，公共汽車也都這麼橫著，

後來十點過的時候，有輛著火的裝甲車在人民大會堂前面不遠橫衝直撞，轟轟的開過來撞上一排路障，離我就幾米遠。有一群人跟著它跑，向上面砸燃燒瓶、石塊、磚頭。這個有視頻，而且經常用。

我們當時不知道是誰傳過來的，說是會打催淚彈。五月二十號下達戒嚴令以後就打過。我們也不懂怎麼防，但有學生說把毛巾弄濕了捂在鼻子上挺靈的，我們就號召大家找毛巾手帕，教同學防催淚彈。

記者：那6月3日夜裡，你們在天安門廣場上都幹什麼了呢？

唐路：你想想這一晚上那能幹嘛呀，就在那兒講故事講笑話唱歌，挺無聊的。然後有些人在紀念碑台階上演講，宣布成立民主大學，又有人指揮大家唱《國際歌》和《龍的傳人》，鼓勵大伙兒的鬥志。

從我傍晚進入廣場，幾個高音喇叭就在那聲嘶力竭的喊，是個女的聲音，聲音很尖很刺耳。講什麼現在是反革命暴亂，請同學都離開天安門廣場，否則後果自負！我當時非常反感，誰去理他們這一套呀。

到12點以後，好些老百姓都散了，但是還是有些零零星星的看熱鬧的。這個很重要，因為死了很多也就是老百姓。

到了3點過了時候，廣場上的燈都滅了，到處都黑乎乎的，只有毛主席紀念堂那裡的燈還亮著。我記得人民大會堂只是屋檐下有微弱的燈閃著。就有人把帳篷拆了，點了幾堆火，純粹拿來照明的，不是要銷毀帳篷。

後來我急著找廁所，這廣場本來是有廁所的。你知道那廁所在哪嗎？遊行的時候我才知道，這廣場的設計是有很多名堂的。它就在那個歷史博物館前面馬路這邊，還在廣場上面，南北方向有幾排整整齊齊的長方形的洞，都設計好了的，平常有鐵蓋掩著，即使注意到了會以為是一般的下水道口，我五月份當糾察隊員成天在廣場站崗保護絕食學生時發現的。那時當局就是在此設立了簡易廁所，把那些長方形鐵蓋兒一掀開，用帆布圍一圈兒那就是公共廁所。但六月三號那天晚上我沒敢往那廁所方向走，離大部隊太遠，是民主女神像附近。

我就憋尿呀，這怎麼辦呀？得找個地兒撒尿去，我就想著找個（學生的）帳篷。結果找了幾個帳篷，都有人。這個細節非常重要。因為我就覺得肯定有人被坦克壓死。那時有人在帳篷里睡覺，也有人在聊天。

我這不是憋得慌嘛，怎麼辦？我只好往人少的地兒走，帳篷主要是集中在紀念碑前北面那一塊，延伸到民主女神像那邊。我就往西走，往人民大會堂走，那邊是空地，反正走遠一點沒人了吧，我就在那兒撒尿。撒完了，我抱著好奇心，就往人民大會堂前門那兒晃悠。結果我發現了啥？這個太可怕了！

人民大會堂台階底下有一隊軍人正衝出來，拿著衝鋒槍，衝鋒槍上面是刺刀，有好幾百人呢。原來台階下有地道通口！而且很大、很大！士兵象一群螞蟻的，源源不斷地從地底下冒出來。他們跑得很快，但悄無聲息的，這點是最恐怖的，悄無聲息！象地獄里鑽出來的密密麻麻的鬼魂。

我記得當時那個人民大會堂是有一點燈，很暗，所以我還看得見他們出來，為什麼？但是出來人都是黑影，那刺刀，鋼盔微微地閃著寒光，太恐怖了！

這場景我現在回憶起來都打寒顫！

記者：你當時怎麼辦呢？

唐路：我當時以為我完了，他們拿著刺刀，沖得又那麼快，都不用開槍，一刀就可以把我捅死了嘛。我撒腿就跑，趕緊回紀念碑報告消息。

他們說：人呢？大家一看，沒有當兵的追我呀。後來才發覺了，全埋伏在遠處毛主席紀念堂北邊那一排松柏樹後面。你知道我們是怎麼知道的嗎？就是那些鋼盔刺刀上微微閃的寒光。

我們當時覺得真是正規軍來了，打埋伏戰呢，讓我想起《渡江偵查記》。但我們還是很天真，以為他們最多打點兒催淚彈，嚇唬嚇唬我們。他們是人民子弟兵，所以我們當時也不怕。

其實我當時已經覺得很嚴重了，整個是戰爭。不過我還是有點興奮，就是「竊喜」，因為我小時候看的電影都是戰爭片，一心想當革命英雄，老嘆氣自己生不逢時。我帶著匕首來廣場就是要當民主英雄。
然後呢，埋伏了半天也沒動靜。但突然間，就像在洞裏面放鞭炮，「砰砰砰」的悶響，遠處、近處就開始響了。響了我們在那笑呢，橡皮子彈，怕啥呀？然後，哎？怎麼子彈就開始在腦袋上飛了，我們還得坐下來。子彈嗖嗖嗖在我們頭頂上飛著，在黑暗的天空中劃出一道道亮光。那時就不能站起來，必須坐下來。當時有點世界末日狂歡的氣氛，我和周圍幾個同學老講笑話，還互相訴說這輩子吃的啥東西是最好吃的，可能大家都有預感我們已沒了最後的晚餐。還有人歡呼：「過年啦，放鞭炮了！」後來一看：不對呀！這橡皮子彈怎麼在紀念碑上全是火花呀？濺得是火花！

一想，完了！這是真子彈啊！

然後馬上就有受傷的同學就抬進來了，我記得很清楚，還有繳獲的當兵的鋼盔，衝鋒槍，拿給我們展示，說已經開始殺人啦，看著吧，這血衣、傷員。我是遠遠的看著。

那時候天安門呢，就像一個鬼城似的，因為我們這不是黑的嗎，天安門那兒開始燒了，我們一看，燒的不是天安門，燒的好像是軍車，燒的那個火花，那個火光就印著天安門，挺恐怖的。

我們當時也不怕，真不怕。確實也有很大的懸念，不知道軍隊要幹嘛。但是大家好多都在說，別動了，不能離開了，我們已經被包圍了，而且我們也真是不想走。

後來， 大概四五點吧。我記得當時天特別黑，還沒亮，但是快亮了。砰的一下廣場上的燈全亮了，我從來沒有見過廣場有這麼亮。好像是舞台上有齣戲要開場了。

亮了不久，我記得從三面——北面是天安門， 東面是歷史博物館，西面是人民大會堂，從北、西、東三面同時「轟轟」的聲音覆蓋過來，我這輩子從沒聽過這麼大的噪音，那種噪音我這一輩子都忘不了，太可怕了！

就是坦克！有很多，同時很快的開過來，實際上就是在突襲包圍我們。那些坦克象一大堆黑壓壓的怪獸氣勢洶洶排山倒海地壓過來。它們所到之處，夷為平地，我剛才不是說這些帳篷裏面還有人睡覺嗎？我沒注意到有誰專門去每頂帳篷叫同學出來，沒有，因為沒有想到他們要壓帳篷。那些坦克開得那麼快，當時誰想去帳篷通知同學肯定也來不及！

然後它們轟隆隆就壓過來了，壓得很快，我們就看著那些帳蓬一頂頂接著倒塌。我親眼見著民主女神轟隆就倒了。也不知她旁邊有沒有學生，因為民主女神像是靠天安門那邊，他們那可不管，就是縮小包圍圈。我周圍人還是不怕，有人還歡呼：「象戰爭片！」

我想：完了，這回真要把我們壓死了。可坦克到了一定距離，又都不動了，不動了我們才隱隱約約看見每輛坦克後面全是步兵。我當時知道這是正規作戰戰術，坦克打頭陣，步兵押后，近距離肉搏。

後來隔了不多久，一隊士兵舉著 帶刺刀的衝鋒槍衝上紀念碑北邊的台階，打那幾個喇叭、是高自聯的喇叭。我親眼看見他們「叭叭」的（開槍）打。

後來就僵持起來了，當時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絕食的四君子在紀念碑上面，但我在台階西北邊，看不請上面究竟發生了什麼，只看見他們的黑帳篷還聳立在那兒。在紀念碑台階上的幾十個士兵就轉過身來，用槍口刺刀瞄準我們。我當時脊椎骨象被寒光猛刺了一下，滿腦子想的就是《瓦爾特包圍薩拉熱窩》里納粹軍隊掃射學生的悲壯場面。但我很快就自我安慰，又不是機關槍，他們怎麼殺我們？這兩三千人也殺不了啊。

記者：你們後來是怎麼離開天安門廣場的呢？

唐路：後來聽說，廣場絕食的四君子商量了一下，請侯德健去跟軍隊去談判。我當時是看著幾個人往廣場東北方向過去了。

過了不久，他們就回來了，說軍隊同意讓學生和平撤離。

然後我們就開始就往東南走，說是給我們在那兒開了一個口子。開始時我們是慢慢的走，舉著紅旗， 手挽手 ，唱著《國際歌》呢。大家都覺得挺灰心的，但是沒有任何人反抗、說不走的或者往反方向走的。那個場景挺悲壯的，我旁邊有一個同學，拿著台小錄音機錄他的感受。

但很快隊伍就亂了，就開始打人了，不是和平撤離了。 一開始打，我就聽見那個聲音挺奇怪的，是打在肉體上的「噗噗」的聲音。學生都傻了，就慌忙往裡面擠，撤退隊伍整個就亂了，全都在逃命。突然一下，整個場面象夢境，一切都是慢動作。 我們二外隊伍是靠西邊的，不是往東走嗎，我們就成了撤離隊伍最後的一部分，被打的對象。那些步兵從坦克後面跑出來了，把我們團團圍住。他們是拿著木棒和鐵棍的，沒有用槍來趕。打我的那個木棒，大概有一米半長，很大，很粗。鐵棍，因為沒有打著我，我也就不記得有多長。

我終於明白了足球場上觀眾踩死人是怎麼踩死的？完全有可能！因為我個子小，比較瘦小，我當時就覺得憋不過氣來，我就沒法呼吸了。而且我當時雙腳都離地了，襪子和鞋也踩沒了，也顧不上去找鞋。整個人都懸空了，就被人群給抬起來了。那個胸部就一直被憋著的。我戴的眼鏡在我臉上全擠碎了。

踩死人是這樣的，就是說沒有辦法呼吸，是憋死的，不一定是物理上的得把我肋骨給踩斷，踩死。我們就踉踉蹌蹌地往前移，我整個人就身不由己了，跟著這個人群移動，因為我腳是騰空的。

開始是踩著倒下的帳蓬什麼的，亂七八糟的東西。後來我記得我踩了幾個人，我踩上去，他們誰都沒動！你踩個活人，他怎麼樣也得動一動。這一點我印象太深了！那種情況我不可能去救他們，也不可能去看人死了沒有？

後來我就給擠出來了，就給擠到外圍了，踉踉蹌蹌就摔在地上了。我記得當時臉都撞在在水泥地上的，趴著摔的。水泥地又冷又硬。我還沒有爬起來，有個當兵的就用腳使勁踢我，罵得挺凶的，是粗話，所以採訪我時，我用英文講，我不想說粗話。我當時聽的非常刺耳，心裏挺委曲的，其實已經來不及心理委曲了，那木棒就揮下來了。但一接觸到我頭皮，就輕輕地點了一下。我腦袋嗡的一下，但沒覺得疼。

然後我又往人群裏面爬，連手帶腳的爬，擠、擠、擠，又回去了，又擠得我腳又抬空了，又沒法控制我自己的走向了。

怎麼都動不了，我整個人都絕望了，然後我前面就有人在哭，一個女孩在哭。我勸她別害怕。後來擠啊擠，就把我擠在一輛坦克邊上了。我怎麼也動不了了，差點沒把我憋死，那輛坦克——我記得很清楚——它那個金屬履帶硌著我的身體，硬幫幫，生疼生疼的。

我就這麼被夾在人群和履帶之間，壓得我挺難受的，怎麼也擠不出去，就一直就憋在那兒，憋了憋了好久我記不清了，就是橫豎動不了。我當時想都沒想，就往履帶上面爬。爬上去一點兒都不難，當時也一點兒都不怕。

爬上履帶了我繼續匍匐前進，就是模仿我在電影里看過的戰士作戰中匍匐前進的動作。坦克的蓋兒是打開的，露出個當兵的腦袋，他架著機關槍，瞄準下面的人群。機關槍是朝西的，我記得我爬的那個坦克，是在廣場的東面，不是都在往東南那個口撤嗎？所以我爬的那輛坦克是在廣場東面，就是歷史博物館那個方向的，那挺機槍是對著人群的。我就從機槍槍管下面悄悄一點兒點兒蹭過去的。我偷偷看了眼那士兵，他根本沒看我一眼，全神貫注地托著機關槍，我爬過去機關槍就從履帶的另一面（南面）跳下來。實際上我是抄了個近道。我一爬過那個坦克，離那個出口就近多了，那邊就松得多。我跳下來，就可以走路了，人群稀稀落落的。我居然還找到了幾個二外的學生，頭上冒著血，我扶著受傷一位男生慢慢走。有好幾隊人，就是這麼互相攙扶著，有的同學悲憤的舉手打著V字手勢，那兩個月我們遊行時都做這手勢，也不知是誰起的頭。

也有同學哭，哭的挺慘，可能覺得灰心吧。我心裏也很痛苦，但是強忍著，不願意哭。真是很沮喪，覺得我們輸了，打不過他們，怎麼打得過呀？那麼殘酷。一位男生拿著一副很小的眼鏡邊蹣跚走著，邊痛哭著。我走上去仔細一看，眼鏡上沾滿了鮮血，其中一塊鏡片上有一個小孔。他告訴我他不久前被堵在在紀念碑南端，親眼目睹一位12，3歲的小女孩，為了保護她6，7歲的小妹妹，被一群在那跑步進廣場的士兵近距離槍殺的。她和妹妹頭天晚上到廣場來乘涼，後來困在廣場一夜。沒想到軍隊拿著衝鋒槍掃射群眾。

記者：你對著鏡頭好幾次你很氣憤，你氣憤的是什麼？

唐路：我最氣憤的就是把我們當成敵人，用正規軍作戰。憑什麼呀？他們那麼多坦克、裝甲車、衝鋒槍、刺刀，荷槍實彈的來。

我們那兩個多月一直就是要請求跟他們對話，多可憐呀？還絕食呢。我當時就覺得要求對話有點天真，可政府連這一點都達不到。

我本來對政治不感興趣的，因為我爸「文革」關了十幾年牛棚，我出生之前就關進去了。我媽也受牽連，下放勞動。所以他79年平反以後，一直就給我絮絮叨叨的說，你就不能碰政治，這是很可怕的。我也不感興趣。我最討厭政治課，成天在那裡喊口號，我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講階級鬥爭？斗誰呀？我小學時候就覺得挺好笑的。

然後學生絕食很多天以後，這些人都還不出來對話，我當然就氣了，我說這是什麼政府呀？連學生請你出來對話你都不敢出來，這什麼政府呀？它沒把你當成人！你是它的奴隸！

後來我鬧得厲害的就是5月20號戒嚴令下來后，我更氣。那天二外有幾位同學，而且都是不怎麼鬧的同學，在街上就被一群武警用警棍打傷了。他們用幾根警棍同時觸電，那人會癱死，太殘酷了。我們系就有個大一同學躺了幾個月，還不敢講自己是被武警打的，只好說是自己從樓梯上不小心摔下來的。當時我去男宿舍看瘦瘦小小的這位貴州同學躺那樣，就特彆氣。

我當晚就去了天安門，結果在新華門那留下來了。我還在那裡當個頭頭，就是領著喊口號、發表演講、領著大伙兒唱《國際歌》。我那天穿著白牛仔褲，紅襯衫，頭上裹著那條紅布，用搖滾樂的節奏指揮《國際歌》，幾百號學生群眾還挺響應的。現在說起這事兒，感覺那天晚上氣氛有點兒象搖滾音樂會。我從15歲聽Wham, Bob Dylan, 披頭士，但從來沒去過什麼搖滾音樂會。那時極少。在新華門，我們跟一排站在門口的士兵僵持了好幾個小時，後來士兵坐下來，我們也靜坐。其實我們也沒有使勁要衝，沖也沖不進去，就一直在那兒靜坐。我推特上發的那張黑白照片，就是第二天早晨回廣場照的。

記者：有了這樣的經歷，對你後來的人生有什麼影響？

唐路：有兩點：第一點，以前在家裡還是挺寵的，挺自私的吧。家庭條件還是比較優越的，父母都知識份子，都是畫畫的。但就那一晚上、那一早上，我覺得我這人徹底變了，有點象脫胎換骨。都改變什麼呢？六四以後我就不會只顧著自己，突然一下有了責任感。那時候就下定決心，覺得不能讓那些人白死了。這個政府太殘酷了，一定要改變。所以這25年一直背負著這沉重的責任感，在加上倖存者的負罪感。我活下來了，他們犧牲了。我不能再懵懵懂懂的活下去。

政府派了那麼多軍隊、坦克，如此大規模的屠殺手無寸鐵無辜的老百姓，是瘋了不是？我們非暴力學運從來是愛國的，口號都不喊「打倒共產黨」。當時視頻里同學就在說他們瘋了呀！所以我當時是氣憤，我都氣瘋了！真的是氣瘋了！你看我（視頻上）那個樣子，非常悲憤！覺得自己非常無助，做不了事兒，幫不上忙，沒法改變這個現狀，非常悲憤！你知道嗎？！所以當時就想一定要做點事兒，結果後來我陰差陽錯的在澳洲，香港當了記者。

我在廣場幫一些西方記者義務做口譯的時候，就非常羡慕他們 －－羡慕他們很自由、新聞自由。我們爭取的就是自由，民主，公開性。

我後來做了12年英文媒體，是非常難的事兒，畢竟不是自己的母語。但我想，中國人在英文媒體裏面做記者，幫的忙會更大吧。我最大的夢想就是：有一天以外國記者駐北京的身分回北京，把真相告訴全世界，這是最大的夢想！

第二點，自己一輩子的生活，自己的心靈從六四那天凌晨永遠改變了，我前幾個月才開始心理治療。我沒有想到六四對我這25年影響那麼大。實際上我們這些人多多少少都有一點抑鬱症。我性格比較強，有苦從來不跟人說。我這抑鬱症也不是很嚴重的，不是成天不出門、成天哭，我從來不會這樣。就是一種心理陰影、一種心靈的創傷，影響到個人生活。

做社交網路媒體這些事吧，我心裏好受一點。你要叫我成天把房子供下來、孩子養大，家裡過個中層階級的小康日子，就這麼過，我本來也不是這樣的人。不經歷這個事，我也不會這樣的。但經歷了這個事，就更不是這樣的人，有很大的責任感。

記者：六四過去了二十五年了，我們再談六四的真相，你認為還有什麼意義嗎？

唐路：意義太大了！

96年，我在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當英文記者，我去三峽採訪，做了一個 關於三峽移民的廣播節目。三峽當時拆遷幾百萬城鎮居民及農民。萬縣一個火鍋館子的老闆娘問我：「你是不是國外回來的？」我說：「你咋知道？」她說：「每次我給你拿什麼東西來，你都要說謝謝，很禮貌。」然後她說：「你是國外回來的，那你告訴我，六四發生什麼了？死了多少人？」

你想想：她一個下崗工人，開一個路邊火鍋館子，這樣的老百姓都知道六四殺人了，她很想知道具體的真相。她講，她很佩服我們學生，嘆氣說世道更差了，她起早貪黑，還是沒得賺。後來我到全國各地採訪，幾乎每處都有人提到六四，包括甘肅那些很偏僻的地方。我很有感觸，六四的精神如此深入民心。六四對整個中國，乃至世界的民主進程是有很大的推動作用的。

我在國內採訪的時候，發覺很多維權行動，比喻說爭工人權利、討薪，環保組織，都是受六四影響、受六四的精神啟發。有些非政府組織頭頭自己就在當地參加過89學運，不一定都去過天安門。有些非政府組織頭頭是記者自己成立的，直接領導，參与維權或環保行動。民眾的覺醒肯定跟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對他們的思維的衝擊有關。

從孫志剛那時候起，民主、維權意識就開始大規模普及。基本人權、民主這些觀念直接深入民心。

現在參与維權，新公民運動，街頭運動及訪民們跟我們六四一代的最大一點區別是：我們那時候學生老百姓喊的口號實際上是抽象的，我們也不懂新聞自由，民主具體是怎麼操作的。我到處去問民主到底是怎麼回事，誰也答不出來。當時信息實在不靈。誰都沒有嘗過在民主社會生活的滋味。

現在老百姓鬧是因為切身利益被侵害了 －－切膚之痛。貪污幾乎損害每家每戶，強拆，城管暴行，濫抓訪民，迫害家庭教會，鎮壓法輪功，貧富懸殊越來越大，藏人自焚越來越多，維吾爾人反抗越來越壯烈……現在媒體互聯網這麼發達，大家的維權意識越來越強了，我去年在成都見到17歲的中學生都在罵共產黨「暴政」。他還沒翻過牆，我叫他趕快翻牆看看真相。共產黨鎮壓得很厲害，是因為他們很害怕，狗急跳牆。做的虧心事太多，太多了。 他們知道欠民眾的血債太多，欲蓋彌彰。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這個暴政遲早要垮台的。就像一位藏人朋友說的。共黨政權象一座沙子做的塔，表面上看起來還挺好的，一垮起來快得很。排山倒海之勢。

視頻出現后這兩周，我看到推特, 臉書上這麼多人（很多二十幾歲的國內年輕人）關注我，提出要多收集發布關於六四的視頻老照片，我心裏翻江倒海的。我失望沉淪迷茫了20多年，覺得很多人被洗腦或遺忘，漠不關心，西方政府跨國企業忙著拍中國政府馬屁，西方媒體也大多為利潤驅動，一直陷於蕭條。我都快絕望了。現在我終於看到希望的曙光了。最近一位湖南農民工在臉書上找到我，寫給我這幾句話：「你們回廣場之日，我爬也要爬到北京，與大家大哭一場，分享那份遲來的勝利，血不會白流 ….. 感謝網路，感謝你們，家人不理解我的行為，但我不會放棄，哪怕更趨窮困潦倒，天亮不會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