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10日讯】2013年11月8日，“大堡小劳教”幸存者之一张正宏先生因病在重庆去世，终年67岁。
当年在四川峨边沙坪劳改营的小劳教们纷纷前来为他们敬爱的难友送行，这群当年最小只有九岁的劳教人员，眼含热泪，秉烛燃香，一个个依次在灵柩前深深鞠躬……
躺在灵柩中的张正宏，与前来与他诀别的难友，是当年数千小劳教犯之一，也是那场劫难之后数百幸存者之一。
张正宏1946年6月23日出生在一个知识份子家庭，其父张愈当年曾是南京大学的高材生。1957年，张愈在四川温江地区一所中学教书时被打成右派，并被押送劳改队劳改。1962年，张愈饿死在劳改队，当时没人通知他的家属。
但是，灾难，却一丝不苟地殃及到他的家属。
1958年，12岁的张正宏正读小学。一天，班上一位同学钢笔不见了，老师认定是张正宏偷了。张正宏不承认，老师张口骂道：“你一个右派狗崽子，不是你偷的是谁？！”张正宏一气之下同老师顶撞起来。
这种顶撞要付出什么代价，当年12岁的张正宏是读不懂的。（现在和将来的人类文明可能也很难读懂。）
12岁的少年儿童张正宏被学校送到公安派出所，关押了几天后，派出所说：“我们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
这个“吃饭的地方”是千里之外的川西小凉山，在那山高林密蛮荒之地，当局建有大大小小的劳改和劳教营。
没有人告知他的母亲（后母）张正宏到哪去了。一个右派分子的妻子，已经是最底层的贱民，她若呼喊，不仅没人理睬，而且还可能惹火烧身。于是，一个鲜活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少年儿童，就这样从社会主义学校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张正宏被解押上路，12岁的他，完全不知道前面的岁月是什么，有多长。
“我到过不少劳改、劳教营地。”张正宏生前告诉笔者。“记得最大的是川西普格县的荞窝监狱农场，对外叫72号信箱。那里面关押了至少十万人，主要是解放大西南时抓的国民党兵等历史反革命。我在那儿给管教干部当小佣人，给他们背娃儿、拿信、拿报纸等等。”
后来，张正宏来到川西小凉山深处的一个右派劳改营，加入了一个由五千余名十余岁孩童组成的劳教大军。
峨边彝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省西部小凉山地带，此处海拔近2000米，地广人稀。当年当局在这儿精心选了一个“口袋形”的“宝地”作为关押右派分子的劳改营。劳改营前是滔滔大渡河，后是莽莽原始森林，成千上万的右派们被解押到此地，开始他们漫长而血腥的劳改之旅。
在这个被叫作“沙坪农场”的劳改营地里，有一个作业区叫大堡，如张正宏这样的少年劳教犯们被集中在这儿“脱胎换骨”。
少年劳教，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发明创造。一如引进苏联劳改制度一样，中共当局也引进了少年劳教。到1958年，全国建了多少少年劳教营地我不得而知，大堡当年关押了多少少年劳教犯眼下也没有确切数字。林宪君先生是重庆市团校的右派，当年他被派到大堡担任了一个管理少年劳教的大组长，据他估算，当年那儿有五千多十余岁的小劳教。
这些哭叫着“妈妈，我要回家！”的少年儿童，在这荒寒之地，一头撞上了“新中国”的三年大饥荒！
死神，毫不手软地把这些十余岁的少年，一个接一个、一批接一批地解押上路，终止了他们“要回家”、“要吃饭”的童声呼喊。
“死得多！一批接一批的死！几个山头都埋满了小劳教。”张正宏去世前几个月接受笔者采访时说。
林宪君告诉笔者，从1959年下半年他就开始埋饿死的孩子，到1960年，小劳教们大批死亡，天天死，天天埋，一直埋到1961年底，他亲手就埋了100多个孩子。他还记得有一个叫萧复新的孩子，饿得奄奄一息，管教干部叫他把萧背到十几里外的医务室去。在路上，孩子告诉他，他三岁就没有了父亲，母亲靠捡垃圾养他。他因为饥饿偷了农民的几块红苕，就被送来劳教。他说，他这辈子唯一的愿望就是再见妈妈一眼……这就是这个孩子在世上的最后几句话，他在林宪君的背上断了气。
同那些大批饿死的小劳教相比，张正宏是幸运的。这种幸运来自他聪明伶俐的头脑，眉清目秀的相貌和热心助人的侠义。在劳教地，张正宏手脚勤，嘴巴甜，他帮人买东西，为人送书（口）信……博得了上上下下的喜爱，他被送到四川德阳少管所读书两年，幸运地躲过了大批死人的1960年，他也因此成为了1961年几百个幸存小劳教之一。（注：因沙坪劳改农场死人太多，场长被判刑。）
没饿死的张正宏后来一直在劳改农场干活，他心灵手巧，加上勤劳肯干，因此获得过不少劳改地的奖状，还被评为“学雷峰标兵”。
1976年他回到重庆，由于家乡当局对他们这批小劳教的歧视，他们都找不到工作，没有任何收入和社会福利，他们只得四处去下苦力。张正宏又是凭着他的心灵手巧和勤劳肯干，在几年后当了个体老板，成为他们那批难友中经济上的佼佼者。
晚年的张正宏不仅常常在经济上帮助当年的难友，为他们争取社保养老上下奔波，而且积极协助拍摄关于小劳教的记录片，为废除万恶的劳教制度尽了自己最后的贡献。
从1958年被押送劳教，到1976年被释放回渝，张正宏被“判”了十八年劳教，罪名是“偷”了一支钢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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