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6日讯】当山东汉子杜斌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包括《天安门屠杀》在内的他的多本著作，竟在港台几乎被读者抢购一空。一个作者能得到读者的这般礼遇，还需我来画蛇添足吗？
当局为何要逮捕杜斌？据说是“挖了人家的伤疤”；然而，其好友、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则说：“杜斌所做的事，无非是用他的笔、他的镜头诉说这个国家的苦难，当局就报复和压制他，也想用这种方式威胁他人，制造恐怖气氛……震慑其他的著书立说、还有用图片、用镜头、用录音笔反击当局的人士。”
如今，在看守所中度过了三十七天的杜斌被取保候审回到家中。
手铐与铁窗，并未吓坏曾扛过枪的杜斌。虽已年过四十，但依然像个孩子似的他，不仅毫无畏惧地接受了我们的访谈，而且还幽默轻松地向我们详述了他那刻骨铭心的三十七天牢狱生活。
因挖党的“伤疤”而失去自由
戈晓波（以下简称为戈）：你知道这次被捕的真正原因吗？
杜斌（以下简称为杜）：知道！我从丰台区国保那里得知，有更高一级的领导，想知道我这个根正苗红的孩子为何要挖党的伤疤。
戈：请介绍一下你的家庭与成长背景。
杜：我父亲是中共党员，是山东一个镇党委的小官员。我当过兵，也写过歌颂伟光正的文章，成长经历还不赖。
戈：你是哪年走上背叛伟光正的“邪路”的？
杜：应当是二○○四年吧，我在网上找到翻墙软件无界浏览后，看到了许多被封锁的真相，于是就走上“邪路”了。翻墙软件，害人不浅！哈哈……
戈：此后，你做了哪些挖人家伤疤的事情？
杜：二○○一年，我写了《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一书后，接着写了从一九二一年到毛泽东翘辫子这一时段里中国小人物的非正常死亡史，这就是《北京的鬼》；上海世博会过后，我又写出了《上海骷髅地》，以及关注法轮功修炼者的《牙刷：红色星球上人类最后的进化》。再接下来，就是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毛主席的炼狱》，以及向艾未未致敬的《爱神》等书。接下来，还写了一本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七六年之间人吃人的历史，这就是《毛泽东的人肉政权》；这之后，我还用目击者的第一手叙述资料，还原了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九点钟军队开枪后那一夜的真相。
戈：这就是《天安门屠杀》吗？
杜：对！今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二十四日进书店。接着，我接受了“新唐人”的采访。到了六月一日下午两点，八个穿制服的国保与派出所警察，还有六个便衣，在我即将出门时闯进了我家。
戈：“六一儿童节”这天被捕了？
杜：没，是传讯。说我散布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国保和警察们开始在我房间里搜查。搜了大约四、五十分钟后，一共收走了五百三十二件物品，此外，还有两个笔记本电脑，一个台式电脑主机。光那些书籍什么的便收拾了四大箱。
搜完后，他们就把我和被搜出来的东西带到了右安门派出所，进了讯问室，我一眼就看到了传说中的老虎凳。他们撂下我独自在那里躺着休息了十五、六分钟后，才把我带到另一房间。
“那就把我送去坐牢。”
戈：审问是怎样开始的？
杜：主要问我的几本书是怎样跟出版社联系上的，印了多少、版税多少、有谁跟你联系等。我想，不是说我散布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吗，怎么问出书的事呢？他们先从我写《上访者》问到了天安门那本。他们问我写书的目的，我说：在北京生活有经济压力，需要赚点钱缓解一下。他们不满意这个答复，于是就兜圈子，不断给我下套，说着说着，我就明白他想干啥了。他们问：“你亲眼看到长安街上死了很多人吗？”我说：“没有”。他问我当时在干什么？我说，在山东一个小乡镇上读书。他说：没看见怎么乱讲？我说，我有公开出版的资料，而且“六四”档案网站上都有这些照片。估计他们没看过，所以就没再问了。然后他说：“听说你还拍了个纪录片？”我说：“对，是《小鬼头上的女人》。”
戈：那个纪录片当时已被曾金燕他们上传出来了，对吧？
杜：对啊，因为他们必须录口供嘛，于是就要让我自己说。我说：“我是人，我对发生在女子劳教所的酷刑虐待不能保持缄默，所以我就做了。这就是我的目的。”他们就问：“你亲眼看见酷刑了？”我说：“会让我看见吗？”他们说：“没看见，你怎么瞎写瞎拍？”我说：“我采访了十多个受害者，是她们亲口给我讲述的，我对讲述内容作了互相印证后，还想去女子劳教所采访，当然到门口就被警察拦住了。”他们说：“劳教所说了，他们没虐待这些女人，倒是希望把她们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我说我在片尾已注明了。他们还说我是编造的。我说：“北京那个《视觉》杂志四月七日也发表了关于马三家的文章，若是假的，为何没抓记者？”
戈：对，袁凌。我读过这期《视觉》。
杜：片子五月一日放映后，一个月过去了，辽宁官方才弄出个调查报告，他们根本就没调查任何受害人。
我说：“如果是造谣的话，事情都过去两个月了，你们不抓这十几个受害者，不抓造谣的人？”他们就转换话题说：“老杜，如果是爷们儿，你就承认那本天安门的书是捏造的，这个片子也是虚假的。”我笑着说：“正因为我是爷们儿，那本书里每个字和那纪录片所使用的素材，都是真实的。如果你们觉得是捏造的，那就把我送去坐牢。”
我对我说的都负责
戈：这以后呢？
杜：这不，就进去了嘛，而且一呆就是三十七天。
杜：进去后，从六月二日上午大约十点左右，一直审到次日凌晨，一口气审了我十多小时。到了六月三日零点，因为想找出我的回答的漏洞，他们都累坏了；而我却精神抖擞，一点事儿都没。
戈：你真牛！后来呢？
杜：审完了，就让我在笔录上签字，当我看见了里面一些错别字后，就不签。我不签，他们就非常恼火。其中一个警察大声咆哮的声音，整栋楼都能听见。
六月三日零点后，我才回号子里睡觉。这天上午十一点，他们又提审我了。我想：挺好！这一两天审讯我，特有纪念意义。
戈：这就行为艺术了！
杜：那天，审问我的还有一个女警察。那女警察说：“杜老师，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六月三日（一九八九年）那晚发生了什么？”我说忘了。她说：“自己写的书怎能忘记呢？”我说：“那本书有六百多页，我怎能都记住？如果你想了解，就看我的书吧，白纸黑字，书里每个字都是真实的，我对任何一个字都认账。”
后来，她说：“我妈妈六月三日晚上也上街了，这就证明街上根本就没死人。”我说：“你妈妈上街后安全回家了，这点，我非常相信。但你妈妈的遭遇，不代表其他人的遭遇。有的人就躺在街上再也回不去了。”
戈：这个女警察多大？
杜：和我的年纪差不多吧。她说：你说死了多少人？我说，按照国内外公开的说法，有数百到数千。后来她老扯这些不疼不痒的东西时，我就说：“我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爱这个国家，冒着巨大的风险给它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这样干，是因为我爱这个国家。”这个女警察当时非常恼火：“你还有赤子之心？黑心！你这是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其实，审讯时，他们最关心的是：有没有什么人或什么组织授意我去做这些。我说：“我做这些，跟任何人任何组织无关系，你们不用研究这些东西。不信的话，就去调查；我对我说的都负责。”七月一日那天，是我在里面的第三十天。这天一过，就该轮到检察院了。
戈：接下来的情况如何？
杜：七月三日，两个女检察官提审了我，她们问：“你反省了吗？”我说反省了。“反省了什么？”我说：“一是我的书与纪录片的内容都是真实的，二是因为爱这个国家，所以才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还有吗？”“没了。”她们回答道。
可刚说完“没了”，却又说我写的天安门的书，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声誉。我说：“书的内容使用了官方出版物，既有戒严部队一些官兵的口述，也包括这地方（我指了指脚下），由北京市公安局写的关于六月三日到四日凌晨丰台看守所的一些状况，你能说这也是编造的？”她们就不问了，等做完笔录后又问我：“你说的都属实？你认罪吗？你认为你有罪吗？”我说我无罪。刚问完，丰台区国保支队的那个队长又传讯我了。直到临吃饭时，才把我送回监号。
“代表党与你谈谈心”
杜：两天后的七月五日，又传讯我了。那天是穿警服的国保见我的。他说：“我们这次见你一不做笔录，二不谈法律，只代表党与你谈谈心。”他问我：“老杜啊，有个问题想问你，你有没有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意思？”我笑着说：我对此话题不感兴趣。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从没说过要颠覆这个政权，我憎恶暴力革命，只关心这个时代的小人物的喜怒哀乐生生死死。”
讲完这些后，他告诉我：“有更高级别的领导想知道，一个根正苗红的孩子是咋变成了专挖党的伤疤的人？我们对你的了解，都会向他汇报。我们今晚要加班，给这个领导写报告。”他还说：“你做的这些事情，搁在过去，肯定活不过七天。”
到了第三十七天，我就出来了。
回头看，这三十七天的经历，对我，也是对政权的一种检验。我做的事情都很简单，我就是一个人，因为对任何暴虐都不能忍受，所以才做这些事情。
戈：你还有啥需要说的？
杜：对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权捍卫者，我想说两句：
尽自己的力，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哪怕只是做了一点点，我们的国家也会往前走一点。你看到了黑暗，就要大声把它说出来；只有说出来，黑暗才会害怕。
文章来源：《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