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6日訊】當山東漢子杜斌被捕的消息傳出後，包括《天安門屠殺》在內的他的多本著作，竟在港台幾乎被讀者搶購一空。一個作者能得到讀者的這般禮遇，還需我來畫蛇添足嗎？
當局為何要逮捕杜斌？據說是「挖了人家的傷疤」；然而，其好友、薩哈羅夫人權獎得主胡佳則說：「杜斌所做的事，無非是用他的筆、他的鏡頭訴說這個國家的苦難，當局就報復和壓制他，也想用這種方式威脅他人，製造恐怖氣氛……震懾其他的著書立說、還有用圖片、用鏡頭、用錄音筆反擊當局的人士。」
如今，在看守所中度過了三十七天的杜斌被取保候審回到家中。
手銬與鐵窗，並未嚇壞曾扛過槍的杜斌。雖已年過四十，但依然像個孩子似的他，不僅毫無畏懼地接受了我們的訪談，而且還幽默輕鬆地向我們詳述了他那刻骨銘心的三十七天牢獄生活。
因挖黨的「傷疤」而失去自由
戈曉波（以下簡稱為戈）：你知道這次被捕的真正原因嗎？
杜斌（以下簡稱為杜）：知道！我從豐台區國保那裡得知，有更高一級的領導，想知道我這個根正苗紅的孩子為何要挖黨的傷疤。
戈：請介紹一下你的家庭與成長背景。
杜：我父親是中共黨員，是山東一個鎮黨委的小官員。我當過兵，也寫過歌頌偉光正的文章，成長經歷還不賴。
戈：你是哪年走上背叛偉光正的「邪路」的？
杜：應當是二○○四年吧，我在網上找到翻牆軟件無界瀏覽後，看到了許多被封鎖的真相，於是就走上「邪路」了。翻牆軟件，害人不淺！哈哈……
戈：此後，你做了哪些挖人家傷疤的事情？
杜：二○○一年，我寫了《上訪者：中國以法治國下倖存的活化石》一書後，接著寫了從一九二一年到毛澤東翹辮子這一時段裡中國小人物的非正常死亡史，這就是《北京的鬼》；上海世博會過後，我又寫出了《上海骷髏地》，以及關注法輪功修煉者的《牙刷：紅色星球上人類最後的進化》。再接下來，就是關於「三年自然災害」的《毛主席的煉獄》，以及向艾未未致敬的《愛神》等書。接下來，還寫了一本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七六年之間人吃人的歷史，這就是《毛澤東的人肉政權》；這之後，我還用目擊者的第一手敘述資料，還原了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九點鐘軍隊開槍後那一夜的真相。
戈：這就是《天安門屠殺》嗎？
杜：對！今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二十四日進書店。接著，我接受了「新唐人」的採訪。到了六月一日下午兩點，八個穿制服的國保與派出所警察，還有六個便衣，在我即將出門時闖進了我家。
戈：「六一兒童節」這天被捕了？
杜：沒，是傳訊。說我散佈謠言，擾亂社會公共秩序。國保和警察們開始在我房間裡搜查。搜了大約四、五十分鐘後，一共收走了五百三十二件物品，此外，還有兩個筆記本電腦，一個台式電腦主機。光那些書籍什麼的便收拾了四大箱。
搜完後，他們就把我和被搜出來的東西帶到了右安門派出所，進了訊問室，我一眼就看到了傳說中的老虎凳。他們撂下我獨自在那裡躺著休息了十五、六分鐘後，才把我帶到另一房間。
「那就把我送去坐牢。」
戈：審問是怎樣開始的？
杜：主要問我的幾本書是怎樣跟出版社聯繫上的，印了多少、版稅多少、有誰跟你聯繫等。我想，不是說我散佈謠言擾亂社會公共秩序嗎，怎麼問出書的事呢？他們先從我寫《上訪者》問到了天安門那本。他們問我寫書的目的，我說：在北京生活有經濟壓力，需要賺點錢緩解一下。他們不滿意這個答覆，於是就兜圈子，不斷給我下套，說著說著，我就明白他想幹啥了。他們問：「你親眼看到長安街上死了很多人嗎？」我說：「沒有」。他問我當時在幹什麼？我說，在山東一個小鄉鎮上讀書。他說：沒看見怎麼亂講？我說，我有公開出版的資料，而且「六四」檔案網站上都有這些照片。估計他們沒看過，所以就沒再問了。然後他說：「聽說你還拍了個紀錄片？」我說：「對，是《小鬼頭上的女人》。」
戈：那個紀錄片當時已被曾金燕他們上傳出來了，對吧？
杜：對啊，因為他們必須錄口供嘛，於是就要讓我自己說。我說：「我是人，我對發生在女子勞教所的酷刑虐待不能保持緘默，所以我就做了。這就是我的目的。」他們就問：「你親眼看見酷刑了？」我說：「會讓我看見嗎？」他們說：「沒看見，你怎麼瞎寫瞎拍？」我說：「我採訪了十多個受害者，是她們親口給我講述的，我對講述內容作了互相印證後，還想去女子勞教所採訪，當然到門口就被警察攔住了。」他們說：「勞教所說了，他們沒虐待這些女人，倒是希望把她們改造成對社會有用的人。」我說我在片尾已注明了。他們還說我是編造的。我說：「北京那個《視覺》雜誌四月七日也發表了關於馬三家的文章，若是假的，為何沒抓記者？」
戈：對，袁凌。我讀過這期《視覺》。
杜：片子五月一日放映後，一個月過去了，遼寧官方才弄出個調查報告，他們根本就沒調查任何受害人。
我說：「如果是造謠的話，事情都過去兩個月了，你們不抓這十幾個受害者，不抓造謠的人？」他們就轉換話題說：「老杜，如果是爺們兒，你就承認那本天安門的書是捏造的，這個片子也是虛假的。」我笑著說：「正因為我是爺們兒，那本書裡每個字和那紀錄片所使用的素材，都是真實的。如果你們覺得是捏造的，那就把我送去坐牢。」
我對我說的都負責
戈：這以後呢？
杜：這不，就進去了嘛，而且一呆就是三十七天。
杜：進去後，從六月二日上午大約十點左右，一直審到次日凌晨，一口氣審了我十多小時。到了六月三日零點，因為想找出我的回答的漏洞，他們都累壞了；而我卻精神抖擻，一點事兒都沒。
戈：你真牛！後來呢？
杜：審完了，就讓我在筆錄上簽字，當我看見了裡面一些錯別字後，就不簽。我不簽，他們就非常惱火。其中一個警察大聲咆哮的聲音，整棟樓都能聽見。
六月三日零點後，我才回號子裡睡覺。這天上午十一點，他們又提審我了。我想：挺好！這一兩天審訊我，特有紀念意義。
戈：這就行為藝術了！
杜：那天，審問我的還有一個女警察。那女警察說：「杜老師，你能不能給我講講六月三日（一九八九年）那晚發生了什麼？」我說忘了。她說：「自己寫的書怎能忘記呢？」我說：「那本書有六百多頁，我怎能都記住？如果你想瞭解，就看我的書吧，白紙黑字，書裡每個字都是真實的，我對任何一個字都認賬。」
後來，她說：「我媽媽六月三日晚上也上街了，這就證明街上根本就沒死人。」我說：「你媽媽上街後安全回家了，這點，我非常相信。但你媽媽的遭遇，不代表其他人的遭遇。有的人就躺在街上再也回不去了。」
戈：這個女警察多大？
杜：和我的年紀差不多吧。她說：你說死了多少人？我說，按照國內外公開的說法，有數百到數千。後來她老扯這些不疼不癢的東西時，我就說：「我懷著一顆赤子之心愛這個國家，冒著巨大的風險給它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這樣幹，是因為我愛這個國家。」這個女警察當時非常惱火：「你還有赤子之心？黑心！你這是在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其實，審訊時，他們最關心的是：有沒有什麼人或什麼組織授意我去做這些。我說：「我做這些，跟任何人任何組織無關係，你們不用研究這些東西。不信的話，就去調查；我對我說的都負責。」七月一日那天，是我在裡面的第三十天。這天一過，就該輪到檢察院了。
戈：接下來的情況如何？
杜：七月三日，兩個女檢察官提審了我，她們問：「你反省了嗎？」我說反省了。「反省了什麼？」我說：「一是我的書與紀錄片的內容都是真實的，二是因為愛這個國家，所以才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還有嗎？」「沒了。」她們回答道。
可剛說完「沒了」，卻又說我寫的天安門的書，影響了黨和政府的聲譽。我說：「書的內容使用了官方出版物，既有戒嚴部隊一些官兵的口述，也包括這地方（我指了指腳下），由北京市公安局寫的關於六月三日到四日凌晨豐台看守所的一些狀況，你能說這也是編造的？」她們就不問了，等做完筆錄後又問我：「你說的都屬實？你認罪嗎？你認為你有罪嗎？」我說我無罪。剛問完，豐台區國保支隊的那個隊長又傳訊我了。直到臨吃飯時，才把我送回監號。
「代表黨與你談談心」
杜：兩天後的七月五日，又傳訊我了。那天是穿警服的國保見我的。他說：「我們這次見你一不做筆錄，二不談法律，只代表黨與你談談心。」他問我：「老杜啊，有個問題想問你，你有沒有推翻中國共產黨的意思？」我笑著說：我對此話題不感興趣。他問我為什麼？我說：「我從沒說過要顛覆這個政權，我憎惡暴力革命，只關心這個時代的小人物的喜怒哀樂生生死死。」
講完這些後，他告訴我：「有更高級別的領導想知道，一個根正苗紅的孩子是咋變成了專挖黨的傷疤的人？我們對你的瞭解，都會向他匯報。我們今晚要加班，給這個領導寫報告。」他還說：「你做的這些事情，擱在過去，肯定活不過七天。」
到了第三十七天，我就出來了。
回頭看，這三十七天的經歷，對我，也是對政權的一種檢驗。我做的事情都很簡單，我就是一個人，因為對任何暴虐都不能忍受，所以才做這些事情。
戈：你還有啥需要說的？
杜：對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權捍衛者，我想說兩句：
盡自己的力，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哪怕只是做了一點點，我們的國家也會往前走一點。你看到了黑暗，就要大聲把它說出來；只有說出來，黑暗才會害怕。
文章來源：《動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