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0日讯】欧洲杯足球赛，总统和国民一起大叫加油，球迷则相互掐架，这是不是“爱国”？也可以这样说吧，但只是一种情感；奥运会某一比赛中国胜了，中国人欢欣鼓舞，完全在情理之中；华人在他国遇上同乡，倍感亲切，人到老年，就有“落叶归根”的乡思，都是文化使然；香港历史上属于中国，凭什么归于英国？回归中国，也该庆贺；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上说话相当有份量，即便在大国小国平等的今天，自豪一把，也未偿不可。但这些都只是一种情感，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因为人民的权利利益，才是我们爱的实质内容。
概括起来讲，表现为“爱国”而又不具有实质意义的有三种情感：团体（民族）情感，国家情感，文化情感。我分别以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三种情感。
1，抗日战争是正义与邪恶的对抗，还是民族的对抗？
中国抗日战争，本质是反法西斯反掠夺的斗争，只是表现为民族之间的对抗，所以抗日的“民族”英雄，应该是反法西斯反掠夺的英雄，抗日中的“汉奸”则是法西斯掠夺者的帮凶。用“民族”英雄和“汉奸”来表达反抗压迫者与帮助压迫者的行为，都不能体现其行为正义与邪恶的实质意义。为正义而抗日是真正的人民英雄，抗日战争中的“汉奸”受到惩罚，也非他们背叛民族，而是他们背叛正义。我们不是抵抗日本这个民族，而是抵抗压迫和掠夺。把反抗压迫的英雄说成是“民族”英雄，只把他看作是维护团体的一般勇士，贬低了英雄追求正义的道德高度，把助纣为恶的人说成是“汉奸”，则把他们帮助践踏正义的邪恶，当成了一般意义上的族群背叛。践踏正义有罪，族群背叛则无罪。为什么？因为追求正义忠于正义具有实质内容，忠于集体或民族只是一种团体情感。
在团体，组织， 民族的冲突矛盾中，脱离正义原则，只讲身份认同，动辄“叛徒”相称，是团体（民族）主义的典型表现，团体主义作为一种情感，是发自人性具有某种合理性的心理倾向。体育比赛实行主客场制，就是利用这种心理。但当它在具有正义判断性质的大事中表现出来时，因其没有植入正义原则，只能是一种情感。由于抗日既是反侵略，也是民族之对抗，所以民族情感与实质意义上的“爱国”（保护人民的权利利益不受侵害）是重合的，民族英雄等于“爱国”英雄，汉奸等于“卖国贼”。但我们仍旧要分清这其中的区别，因为民族情感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与实质意义上的“爱国”相重合。二战中德国与日本的反战人士 ，背叛了他们的团体（国家），却坚持了正义。他们的国家和人民就不能对其进行指责。
团体情感既可用于维护正义，也可用于摧毁正义。德国法西斯政权，就是利用这种团体（民族）情感，使残害人权的法西斯主义得以张扬。民（种）族优劣的非正义理论，与团体情感相互作用，相互强化，产生巨大力量，为专制者所利用，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所以，“汉奸”这一帽子，脱离了正义的判断，只是团体情感的产物，是某些人利用多数人具有的团体情感，对人实行打击的手段。
2，苏联解体是民族自治权的落实，还是国家灭亡？
苏联解体，本质上是对苏联以前那种中央高度集权体 制和专制体制的解体，是人民民主和自治诉求的实现。但我们把它看作国家的解体，其中就掺杂进一种国家情感（大国情感）。民主和自治，是人民权利的增进过程，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对人民来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如果苏联早实行民主和地域自治，苏联不一定需要以解体的方式来埋葬集权和专制体制。指责苏联解体的人，没有看到这种解体本质上是中央集权体制和专制体制的解体，是民主的进步，依据的却是一种空洞的大国情感。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可能也有某些政治家，力主分裂，把追求独立建国凌驾于追求民主与自治之上，当然也是一种国家情感，甚至是个人情感。
民族独立或自治与大一统国家，对经济发展，人民自由，社会进步这种实质性的内容，孰优孰劣，现在是一个需要讨论存在争议并无定论的问题，比如联邦制与集权制的争议，本质上就是这种讨论。因为地方或 民族自治的最高形式就是独立建国。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的没落，世界上并没有英国亡国的说法，对曾是英联邦中的国家独立，英国也是认可的。但从经济发展，人民自由，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到目前为止，理论上实践上，究竟国家大一些更能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还是小一些即实行民族自治以至于独立建国对人民更有好处，并不清楚。民族独立，过去曾被当作一种社会进步，是近代的一大潮流。而现在欧洲国家建立欧盟，正在缓慢实行统一，似乎也是一种进步。
这种争论可能还要进行下去。但脱离实质内容（人民的权利自由），只讲国大国小，则是一种空洞的大国情感。如果解体，既是摆脱专制政权，增进民主自由的手段，又达到这样的现实结果，解体未偿不可。如果只是少数政治家，要建一个国家玩玩，尝尝做国家领导人的滋味，并利用人民的民主诉求和民族情感，来达到这一目的，却又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这样的解体则毫无意义。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苏联解体是非民主的集权体制的灭亡，说成“亡国”，是根深蒂固的大国情感在作怪。一个大国，确实可以使人在精神上自豪，但与实质上的人权自由相比，只是情感。国家情感虽然有个“国”字在里头，如果没有植入人权、自由、民主的内容，国就变得空泛而无意义。同样，用国家情感来阻碍人权自由民主的进步，则是一种反动。
3，中东的教派矛盾会不会影响中东的民主化？
这个真是不知道。它取决于政治家和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性，能否战胜某种宗教文化情感上的非理性。但我们不能把目前中东民主运动看作是教派冲突，因为也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都是世俗的专制政权。推翻专制，实现民主自由，是人民解放，把统治集团的国家改造为人民的国家的过程。专制政权既压制民权，也压制不同宗教，推翻专制政权，既解放人民，也赋于宗教自由。利用宗教情感把国家从世俗国家再转变为宗教国家，正是宗教获得自由后，可能产生的倾向。
我们当然不需要宗教或文化立国，因为这是另一种专制，是对其他宗教或文化的排斥和压迫，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推翻世俗专制政权，实行宗教自由之后，由于宗教情感，可能出现宗教国家，而不去推翻专制政权。以中东的民主运动带来教派冲突，产生一定的秩序混乱，来指责民主运动，正是专制意识的反扑。宗教或文化情感，与团体情感一样，具有很强的动员力量，极易被少数人利用。如何不使宗教文化情感影响民主自由制度的建立，而又不损害宗教自由，确实是一个真心追求民主自由制度的政治家的难题。在这种宗教情感很强的国家建立民主制度难处确实更大。但它只是增加推行民主自由的难处，却不可能改变民主自由的潮流。
民族情感，国家情感，文化情感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把这种情感作为立国依据，成为“爱国”“卖国”的表现，则是以情感代替理性，以空洞代替实际。并极易被专制者利用，成为打击迫害他人的手段。并可能妨碍人权、自由、民主等人民实质权利的增进。所以，因情感表现出来的“爱国”可以有，这是自由。因情感不同产生的“卖国”则一定不能是“罪”。这也是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