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4日讯】 【博主丁晓宇的话】读完了这篇《纽约时报》驻京记者《生活在有毒的国度》的自述后,丝毫激不起对“美帝国主义”分子“丑化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祖国的仇恨,甚至气愤;也丝毫没有洞察和觉察出其对中国的偏见和歧视,反而感觉到这个美国记者很是值得同情,体味到他有很多的无耐与苦衷。
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们,再不要愚蠢地动不动以“人有亡斧者”和“叶公好龙”的愚蠢又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把一个普通记者的真切生活感觉感受,说成是国际敌对势力的故意颠覆和诬蔑的阴谋,把反思这些说法者的国人说成是“卖国者”,并狠狠地扣上“汉奸”的帽子,并从而阿Q式地自以为是个了不得的爱国者或陶醉的领导者自慰一番,实在是对人类的嘲讽呀……
文明与文化是伪装不得的。你若把今天这个记者的这篇无奈感慨之文和转发阅读反思者说成是外国敌对势力和卖国者,实在是专政恐惧症后遗症的重症患者的最是亲者痛仇者快的更加愚蠢之举,有点甚至是充满求死不得,求活不成的尴尬和困惑……到了这种境况,真的,活着还不如死去的好了⋯⋯
(导读)文章的作者是《纽约时报》的驻京记者,正像题目中写的,来到中国对于作者来说等于来到了一个“有毒的国度”,他曾经花三年时间在枪林弹雨的伊拉克做过报导,但面对北京时,他比去伊拉克更加的害怕。
文/EDWARD WONG
本文为《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EDWARD WONG于8月3日(周六)发表在《纽约时报》英文网站上的文章“生活在有毒的国度”。以下为译文:
最近,我发现自己拖着一个装着12箱奶粉的袋子和装有两套空气筛检程式的纸箱通过三藩市国际机场。我刚结束一个公差,正在返回在北京的家,带回去的都是在中国为人父母最抢手的东西,也是我自己的家庭迫切需要的。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其增长的巨大成本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居住在中国繁华的城市及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的居民,在质疑他们所呼吸的空气、所喝的水、所吃的食物的安全。仿佛他们生活在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灾区那样。
在被派往中国之前,我花了三年半的时间在伊拉克做报导。在那里,外国记者们喋喋不休地谈论各种可能造成人死亡的方式-汽车炸弹袭击、交火、被绑架然后被斩首。在这些威胁中,我活下来了。现在才发现,我不知道:生活在中国,对我和我的家人是否正在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
在中国,这里的环境危害是多方面的,其后果可能几年甚至几十年也不一定表现出来。对青少年儿童,这些风险被放大了。外籍劳工面临着权衡这些因素的影响,决定是否留在北京。但目前,在中国,记者的工作仍然有着价值,所以我在坚持待得更久一点。我的妻子Tini也是如此,她在做亚洲记者已经十几年了,并且学习过中文。这意味着我们在让我们9个月大的女儿置身于与中国北方城市居民同样的风险。
和他们一样,我们采取预防措施。在北京,高科技的空气净化器就如令人垂涎的豪华轿车。在2008年,我被派往北京后不久,就架起了两台前任记者们用过的欧洲制造的空气净化器。今年4月初,我第一次拿出其中一个筛检程式进行检查:里面灰尘就像森林里的苔藓那么厚。它让我想吐。我订购了两套新的筛检程式在三藩市提货,这些产品在美国买要便宜得多。我的同事艾米告诉我,在2月份的农历新年期间,一位朋友从加州给她丈夫带来了一个35磅重的空气净化器。她的丈夫是一位美籍华人,被一家大型的美国技术公司派往北京。在拿到这个空气净化器前,他已经在考虑搬到苏州,因为他已无法再容忍北京的污染。
每天早晨,当我起床时,会检查手机上的应用程式,告诉我美国大使馆监测到的空气品质指数。美国大使馆的监测设备就在我家附近。我想看看是否需要开启净化器,以及我和妻子是否可以把女儿带到户外去。
大多数的日子里,她都呆在家里。中国环境保护部周三公布的统计显示,2013年上半年,北京的空气品质在60%以上的天数里被视为是不安全的。全国平均水准也令人沮丧:在同样的6个月里,接近一半的天数不符合安全标准。环境部长周生贤告诉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说:“中国的空气品质是严峻的,污染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
我希望我的女儿能在欣赏户外中成长-日落、鸟鸣、草的味道、云的形状。如果我们在北京继续多住几年的话,这将是不可能的。即使对我这个成年人的肺,我也限制自己在户外的时间。我曾在巴格达底格里斯河的河岸边跑步,在搬来中国之前,曾跑过两个马拉松比赛,但是,我很犹豫会在北京做这样的长跑训练。
我拒绝放弃的是骑自行车,即使这意味着要比乘汽车或地铁上下班接触到更多的有害空气。由于这里可怕的交通-本身就是一个主要污染源。我住在北京小巷的一个庭院里,去办公室、餐馆,都是骑自行车。刚过去的冬季-当1月份北京的细颗粒物水准创下了历史新高,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接触限值的40倍后,我买了一台英国制造的面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也在因此正在离开中国。
一位在北京的美国医生给他繈褓中的儿子订购了个面罩。我的面罩是光滑的黑色织物带塑胶旋钮,使我看起来像电影《星际大战》里的达斯维达。但这总比少活几年要好。
今年春季,首先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披露,在2010年,由于户外的污染造成中国120万人过早死亡,占全球的40%。7月份,发表在美国一个著名科学杂志的另一项研究发现,由于在中国北方广泛使用煤,中国北方居民比南方居民平均少活5.5年。
癌症的发病率在中国也在飙升,即使是中国的官方媒体也在审视着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联。同时,中国境内及境外的研究均表明,产前暴露于高浓度的空气污染物,儿童表现出较慢的智力发育和行为障碍迹象。从洛杉矶的研究表明,在污染环境中的儿童,存在永久性肺部损伤的风险。
在中国北方,天总是灰濛濛的。我和妻子有时会根据能看到多少蓝天来选择我们的度假之地–我们最近的一次旅行是去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和阿玛尔菲海岸。我再也不会把那样的蓝天当作理所当然的事。
食品安全是我们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听说了在火锅餐馆里用鼠肉冒充羊肉、地沟油及生长的农作物受到工厂的重金属或废水污染的故事。对于中国和外国的父母而言,最可怕的食品灾难是2008年的三聚氰胺牛奶丑闻,造成6名婴儿死亡,至少有30万儿童生病。从那时起,许多新生儿的父母已竭尽全力,把外国制造的婴幼儿奶粉带进中国。
在我从三藩市出差回来几个月后,我的妻子和我意识到我们的奶粉不多了,就给我们认为可能会很快来中国的朋友发电子邮件,看看谁能自愿帮我们带。我们的朋友Alexa本周从纽约飞来,带了两箱的奶粉。我们还有另外两位朋友答应今年夏天会给我们带。
我最近跟一名在北京的女子-赵君(音)聊了聊,她付钱请在欧洲的中国学生和家庭主妇帮她邮寄英国品牌Cow&;Gate的罐装奶粉。她说,“我们一直在担心,所以,我们希望能从海外找到具有悠久历史的好的品牌。”
中国人购买国外奶粉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已经导致了至少6个国家奶粉短缺。
这种忧虑并不只是牛奶。我们的女儿已经开始吃固体食物了,这样就意味着我们要如何找食物来源的问题。我们要继续在我们家周围的小巷的小商店里购买水果和蔬菜吗?还是从针对外国人和富裕的中国人所开的更昂贵的商店里购买?还是购买本地有机农场的?上个周末,我与朋友到了在北京东北部参观一个农村的房子,那里距离北京一个小时车程。他和他的妻子想在那里租作周末用,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看看是否能用花园种植自己的蔬菜。我知道在这里有些人已经在这么做了。
“在食品问题上你很难保护到自己”,环保团体“自然之友”的董事会成员李博(音)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一名素食者。在2011年,在畜牧业被曝光了如此多的不法行为后,我对肉受够了。”
在北京度过的每一天,都更难辨别偏执和预防之间的那条细线。六年前,当我回到我的家乡-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收拾东西搬往中国,我的母亲递给我几管牙膏。那年夏天,她读到中国制造的有毒牙膏的故事。我觉得那时自己就像重新要去上大学那样。我把那些牙膏放回了父母的浴室。这些天当我回家时,我的母亲仍然不时地给我牙膏带回北京,我不再犹豫就放进来我的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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