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25日讯】清末时候，积贫积弱，内忧外患，需要变革已经是朝野上下的共识。虽然大家对于以后的未来所提供的药方各自不同，但是所累积的巨大的共识已经和今天一样，就是必须要离开这个“社会的原点”。
洋务派的解决方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其器物，他们认为之所以在西方面前被欺侮，是因着西方的船坚炮利，只要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学到手就可以了，但是，当北洋海军把自己打造成亚洲最大最先进的海军的时候，当日本小孩跳皮筋的时候都编制北洋海军举世无敌的童谣的时候，清政府还是在和日本的甲午海战的时候失败了。这时候，主流的知识分子才认识到，战争的胜负不决定在船坚炮利上，不决定在武器先进与否上。
康有为开始推进保皇立宪，在海外流亡的日子，处处演讲，推说君主立宪是和如何好，这种好，在我看来，是康有为看到了中国社会民众对西式宪政接受上的可能不适应。而且康有为认为这种的社会变革，或许是无痛的。
而此时的孙中山，却在鼓吹着革命，孙中山认为，中国若是要想有未来，必须进行革命，把满清政府推翻，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现代化，才能跻身世界民族之林。孙中山不仅这么说，也这么做。在他的积极活动力里，策划了多次对清政府的起义。
经过百年之后，我们生活到了2013年，在此，我仍然认为，我们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清末累似，需要变革。在满清末期，其实是革命的主张战胜了改革的思潮。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志士最终把满清推翻，但是这样之后，按照军政训政宪政三步的计划，中国本应步入现代国家的行列，本应施行宪政，国泰民安。
但是这个设想只在台湾实现了，大陆由于第三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活动，开始在1949年被中共接管。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清末的那个问题的原点，是革命还是改革。
在大陆语境里的改革是被认为，中共对于自身所作出的调整，这种调整在中共的词汇里是这么说的，他们认为要转变中共的职能，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此凸显自信。并且，开始改革开放，小政府，大社会。但是这种改革的努力，一次次因为威权政治的原罪而滞后或者停止。
而在体制外的民运界，也开始了改革，比如我认为湖北武汉的秦永敏，他发起了一个活动，并且多次给习近平致信，力促政府和民间反对党朝野对话，力证和平转型。年初的时候，当局以为不愿透漏姓名的调研人员和秦永敏展开对话，秦永敏在这个对话里说到，政治转型是不得不的事情，问题是当局是否愿意跟理性的反对派展开对话，加入不跟理性派的反对党对话，就得面临不理性的革命党了。
在合理我们以此分析改革派的观点，我认为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关于社会转型，只要是想无痛的，我都简单的划分为改革派。体制内的想法是坚持在中共一党的领导下，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在人们的猜想里可能是把政协打造成反对党或者给与八个民主党派一定的活动空间，以此来进行社会主义式的宪政。
但是在这种改革的设想里，没有给与秦永敏这样的理性反对党一个地位，是不要求这种难过寻求朝野对话以求共识的反对党以空间的。所以，秦永敏需要证明的是现在中共一党操纲的政改是无法完成的，革命派的催促号角每天想起。
秦永敏还在他的设想里，这样的对话能防止将来对中共的清算，可是，我的看法是，清算是必然的，对话型的反对党也不能自己和中共合作，来抹杀更广泛的民意诉求。以避免清算为理由来劝说中共参与朝野对话，以和平转型，这是行不通的。
现在我们再说一下革命派，在普通人的视野里，革命派是不存在的，但是这是对中共政治结构的一个误读。王炳章博士在2003年被捕，至今仍在中共监狱之中。
王炳章博士编写民主运动指南，就指出在中国祇有革命才会给与整个中国最大幸福。其政治主张衔接清末孙中山的理念，以南中国为据点，在泰国越南设立“黄埔军校”，培养革命人才，并多次潜入大陆在广州、南京、上海、杭州、蚌埠等地宣传革命主张，招纳同志义士。并向台湾借枪，运进深圳，准备以炸毁桥梁，公路，政府机关的形式开展革命。但是后来在越南被中共逮捕。
这是革命派，胡石根在1992年成立民主党时，在党纲内就写到，如国和平不可能就会诉诸暴力革命。我们看到，暴力在民间市场一直很大。 2009年，王怡余杰和郭飞雄等来到美国，这次事件又成了改革和革命的注脚。
郭飞雄拿着中共民间武装力量分布图准备跟美国前总统布什借枪，来开展国内的武装斗争，这根今天叙利亚的反对派积极斡旋，寻求国际力量介入，购买武器是一样，也和孙中山早期革命一样，奔走各地，寻求支持。
但是，最后却被王怡和余杰阻止，王怡跟范亚峰解释的时候说，他们不想自己这些理性的反对派和革命派捆绑在一起。但是范亚峰、高智胜，郭飞雄都是革命派，郭飞雄受范亚峰委托，去美国借枪，倘若成功，国内因着范亚峰所组织起来的20个省市的民间力量或许真的能成就革命式的政治转型。
到这里，我已经分析了中国所存在的两个比较主要的体制外声音，革命和改革。我们身在这个时代里面，无法预料到真正的未来，但是，我们通过这样为民族寻找未来的探讨，这本身似乎已经给未来指出了离开原点的思考方向。
